身为国子博士，吴师道对古今学术及其流变都非常熟悉和关切。《国学策问》二十四，专门考究战国诸子，问题涉及老、庄、杨、墨、农、法等各家，而其着重点，则在辟异端之说，以明圣贤之学。[1]不过，吴氏更为重视的，还是宋元义理之学：
三代而上，义理素明，学者习而知之，故其材成德立，皆能有益于人之国家，而治效之盛，非后世可及。吾夫子语门弟子，未尝及性，而言仁亦无正训，是时犹不待辨而明也。孟子时则已不然，故举而号于人，曰“性善”，曰“仁人心”，大者如此，他概可知矣。孟子没而道无传，由汉逮唐，诸儒之所诵说，学者之所讨论，皆未能灼然有见于道。士生其间，不过随世以就功名，而所立卒不逮古者，职此之由欤？近世大儒特起，始有以续千载不传之绪，性命道德之旨，天人皇王之奥，焕然大明，家习而人诵，三尺童子亦能言之，可谓盛矣。其学之所成就，宜可以为圣为贤，出而见于用，宜皆可以致斯世斯民于三代之上，然较功程能，视汉、唐得人反或不及，其故何哉？昔犹可诿曰道之不明，今何所诿乎？岂义理之学，果无益于治欤？抑学者未能实知之，虽知而未能实践之欤？诸生学于此，将出而用之者也。幸推言其然，毋使以儒诟病者得以借口。[2]
这道长篇策问，首先标举理学道统论，以有宋理学大儒上承孔、孟之道，接续千载不传之绪，使性命道德之旨，天人皇王之奥，焕然大明于后世。宋代理学之成就，本应为圣为贤，致斯世斯民于三代之上，然而其社会功用，反不如汉、唐，其故何在？理学在宋朝多次遭逢党禁，未能上升为朝廷认可的学术，尚可推说“道之不明”。元朝至皇庆开科，科举诏书已明确推尊程朱理学为官方学术与国家取士最高准的。按理，本朝政治应超乎宋朝之上。然事实却并非如此。是理学本身无切于实用？抑或学者于如何学以致用尚未了然？质言之，义理之学对于国家治理，其功效究竟何在？作为一名习学儒道、将以之用世的国子生，是不可不反复讲明的。表面视之，师道是将原因归结到学者士子自身，然“推言其然”一语，针对“以儒诟病者”而发，实已不仅限于学者一端，而包涵对儒学本身的命运以及与之相关的科举前景的担忧。吴氏这种特殊的敏感，实有其深刻的现实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