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国子学与科举，同属国家选举制度。国子学以人才储养为主，选贡为辅，科举则是国家选拔人才的最高典礼，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出身科举而又亲任国子学官的吴师道，关注国子学与科举制度，是很自然的。
科举的实行虽然体现了元朝在汉化方面的很大进步，扩大了汉族士人的入仕途径，但民族等级差别在科举制中仍然异常突出。四等人制原是元朝的政治特点，也是蒙古族统治的基础，反映在科举中，则表现为科举程式的等级规定。以蒙古、色目人为一等级，汉人、南人为另一等级，二者分卷考试，在考试场次、试题范围、答卷难度及取士名额上都有很大差异。考试场次，前者乡试、会试都只考两场，第一场经学，第二场策试；后者要考三场，增加词赋一场。考试范围，前者经学只考《四书》，策试只考时务策；后者则经学加试《五经》，策试扩大到经史策。答卷难度，前者《四书》经问五条，只要求据《章句集注》作答，实际仍是记诵之学；后者引据朱注外，还要“以己意结之”，且有“三百字以上”的篇幅要求，《五经》义更需“五百字以上”。策问的字数要求，也是前者五百字以上，后者则需一千字以上。至于取士的名额：“天下选合格者三百人赴会试，于内取中选者一百人，内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二十五人。”[1]虽然四等人相同，但考虑到总人口的巨大差异，对蒙古、色目人无疑有极大的优惠。
不单科举制，这种民族等级制度在国子学也有充分体现。如国学生员的名额，至元二十四年初立时规定，生员二百名，蒙古占一半，色目、汉人共占另一半。元贞、大德以后，生员的比例有所变化，汉人生员逐渐增加，到延祐时似已占到一半。延祐二年《国子学贡试法》规定：每年从国学中考选高等生员40名，其中“蒙古、色目各十名，汉人二十名”，[2]可反映当时生员的实际比例。至正五年（1345），国子祭酒苏天爵奏请在延祐二年生员400名的基础上，再“增添生员一百名，内蒙古、色目五十员，汉人五十员”，[3]证实这个比例一直维持到元末。至于南人，则一直被排除于国学正式生员之外，虽然也有少数入读国学，但主要是在国子监、学及中央朝廷任职的南人官员子弟，[4]而且人数极少。虞集即云：至正初年，“成均弟子员常五百六十人，江南之士在列者数人耳。”[5]说明直至元末，国学生员中始终没有南人的正式员额。[6]国子学的课程设置与升等、私试规则，对蒙古、色目与汉族生员，亦有不同的等级规定。国子学的贡士制度，同样依不同人等各有名额。大德八年（1304）始定国学贡士制度，蒙古、色目、汉人各占1/3。延祐贡试法规定，每年通过国子学私试，从四百生员中选拔高等生员40人，蒙古、色目各10名，汉人20名，似乎对后者略有优惠。然而，再经公试选取贡士6名，还是三种人各2名。至正恢复科举后，国子学贡士考试与科举制并轨，依然是每届蒙古、色目各取6名，汉人、南人共取6名，而且授予的官阶亦有等差：蒙古人从六品出身，色目人正七品出身，汉人、南人从七品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