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简称高考）在1977年恢复不久，笔者结合心理测量课教学，带领学生开展了对高考的系列研究，取得初步成果便受到当时教育部主要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和积极支持，连续两个五年规划被列为教育部重点课题，笔者还受教育部派遣先后去美国教育测验中心（ETS）、美国大学考试中心（ACT）研修学习，回国后又被聘为教育部考试中心兼职研究员。
作为考试研究工作者，我对高考从命题到录取每个环节都做了翔实的考察和深入的研究，在《教育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基于研究成果提出的多项高考改革的建议被有关部门采纳，促进了高考的标准化进程。
此外，我每年还应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邀请做高考心理辅导讲座，三十多年来，做少则几百人多至上万人的辅导报告近千场，听众逾百万，接待前来咨询的学生和家长不计其数。面对一张张焦虑不安的面孔，我深深感到高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生杀予夺之力，甚至能改变人一生的命运，全社会对高考的非同寻常的关注便反映了高考影响之大。作为心理学工作者和考试研究人员，责无旁贷应为考生和家长排忧解难。
20世纪90年代初，一朋友请我去黑龙江某边远城市为高三学生做考前辅导，在三所经济实力较强的中学分别安排了一场讲座，另一所条件比较差的郊区中学无力接待，可又担心自己学校不安排学生会吃亏，于是校长让高三班主任组织同学自愿参加，凡参加者每人交5元钱作为接待费用。出乎意料的是，一位学生立刻打电话到教育局告了学校。事前我对此并不知情。在前面三所学校讲课都是校长陪我坐在台上，到了第四所中学发现教育局局长也来了，校长请局长讲几句话，为学生鼓鼓劲，局长摆手拒绝了，于是我上台开讲。讲座从中午一点开始，同学们坐在操场上，我一口气讲了三个多小时，接下来回答同学们的问题，字条像雪片一样飞来，厚厚一大摞，校长念，我解答。天色渐渐暗下来，校长欲宣布散会，同学们齐声反对，不肯散去，直到晚上6点多，实在看不清纸条上的字了，才不得不结束。令老师们不可思议的是，尽管人很多又在户外，会场秩序却非常好，五六个小时竟然没有一个学生请假上厕所。在校长表达对我的感谢并表扬了学生后，那位教育局局长主动走上台，接过话筒说：“我也要讲几句。同学们！你们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吗？是你们的一位同学把你们校长告了，说老师让你们交钱听报告。我不放心，担心学生闹事才匆忙赶来。刚才我听了教授的报告，这颗心才放下来。我觉得你们校长做得对、做得好！今天谁没来谁就吃了大亏，你们听了这一课，高考每人至少多得十分。”我马上打断他：“局长，千万不要这样说！高考成功主要靠同学们自己的努力，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我的辅导只是帮助同学们调整好心态，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和应试技能，通过提高心理素质来提高考试成绩。每人都多得十分绝不可能，但平均分数有所提高还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