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修辞就是一种文化存在，一方面它受特定民族、特定时代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氛围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学修辞也集中折射了特定民族、特定时代的文化的精神品格。文学修辞文化也是社会的产物，是在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的交汇中生成的。离开社会的现实文化存在来谈文学修辞，只能是单纯的修辞论，看不出作家为什么要采用这种修辞而不是那种修辞。所以，讨论文学修辞与社会文化的关联，揭示它们之间的互动和互构关系是文化诗学的基本要求。
（一）文学修辞受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
文学不是孤立的。作家的文学修辞意识不是孤立的。作品中文学修辞也不是孤立的。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作为语境，总是这样或那样影响着文学修辞。我们现在读着一些古代诗歌中的字词、句子、篇章，都似乎在诉说着产生它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只有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才可能影响作家写出这样的字词、句子和篇章来。为什么会这样呢？从创作机制来说，作家的言语修辞，根源于他的体验，这种体验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作家在一定历史文化语境中，对于周围的事物接触、感受的结果，因此历史文化的种种状况不能不渗透到他笔下的言语修辞中。就是说文学修辞，不单纯是技巧的变化，它不能不受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刻影响。
刘勰《文心雕龙》就文学修辞写了十篇文章，这就是《情采》、《熔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隐秀》。这里我们仅就《声律》、《丽辞》和《事类》三篇所论的文学的声律、对偶、用典三个最具汉民族特色的文学修辞，试论证其如何受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刻影响。
1.声律与社会文化
从声律上看，中国古代文学最重要的修辞现象就是诗文中“韵律”的运用。刘勰《文心雕龙》专列《声律》篇加以讨论。关于诗文的声律自古就有，按照启功先生的说法，汉语的声律与汉字有关：“中华民族文化的最中心部分——汉语（包括语音）和汉文字，自殷周至今有过许多变化，但其中一条是未变或曾变也不大的，就是：一个文字表示一个记录事物的‘词’，只用一个音节。无论其中可有几个音素，当它代表一个词时，那些音素必是融合成为一个音节的。”[1]因此，在诗文中有韵律是自古就有的。但是，启功先生认为，注意到汉语有四声，大概是汉魏时期的事。他举出了《世说新语》中写王仲宣死了，因为王仲宣生前喜欢学驴叫，于是送葬的时候，大家就学驴叫。启功先生说，为什么大家都大声学驴叫呢？“我发现，驴有四声。驴叫有ēng、ěng、èng，正好是平、上、去，还有一种叫是‘打响鼻’，就像是入声了。王仲宣活着的时候为什么爱听驴叫？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发现了字有四声，驴的叫声也像人说话的声调。”[2]启功先生这种说法并不是无根之谈，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他还说：“诗、文，尤其是诗的和谐规律，在理论上作出初步归纳，实自南朝时始。”[3]一般的论述，特别是宋以后的论述，都认为汉语四声是南齐时期沈约的发现，沈约所撰写的《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说：“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启功先生的《诗文声律论稿》一书，也曾引过此语。但他后来发表的《“八病”、“四声”的新探讨》一文中，认为最早发现发现“四声”的可能是写出了名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谢灵运等，他说，如果把春读平声，那么这个句子是不合声律的平仄相对的。但他发现“春”，可读“蠢”，那么正句是“平平平仄仄”一个律句。因此，启功先生认为沈约的观点“其实也是为大谢（指谢灵运）议论作证的”[4]。汉语的“平、上、去、入”四声的发现，使文人做诗文开始自觉地讲究平仄相对，并成为中国文学中最重要的文学修辞现象之一。齐梁时期谈论诗文声律问题的还有刘勰和钟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