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且先从当代学者刘再复先生的专著《双典批判——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文化批判》一书谈起。正如该书导言所说，刘先生试图“悬隔审美形式”，不作文学批评，而是“直接面对文学作品的精神取向”进行文化批判。依此逻辑，他对这两部历来被视为国人必读的古典文学名著得出研究结论，指出：“五百年来，危害中国世道人心最大最广泛的文学作品，就是这两部经典。可怕的是，不仅过去，而且现在仍然在影响和破坏中国的人心，并化作中国人的潜意识继续塑造着中国的民族性格。……这两部小说，正是中国人的地狱之门。”[1]刘再复得出这一结论的理论依据在于，“《水浒传》文化，从根本上，是暴力造反文化。造反文化，包括造反环境、造反理由、造反目标、造反主体、造反对象、造反方式等等，这一切全都在《水浒传》中得到呈现”，小说文本蕴含的两大基本命题就是“造反有理”、“欲望有罪”；而相较于此，《三国演义》则是“更深刻、更险恶的地狱之门”，因为“《三国演义》是一部心术、心计、权术、权谋、阴谋的大全。三国中，除了关羽、张飞、鲁肃等少数人之外，其他人，特别是主要人物刘备、诸葛亮、孙权、曹操、司马懿等，全戴面具。相比之下，曹操的面具少一些，但其心也黑到极点。这个时代，几乎找不到人格完整的人”。[2]
毫无疑问，将《水浒传》、《三国演义》这样两部历久弥新的“文学经典”竟然视为“灾难之书”，一部搞“暴力崇拜”，一部搞“权术崇拜”，进而“影响和破坏中国的人心”，刘再复这一研究结论真可谓“标新立异”，但却也耸人听闻。
通览全书便会发现，刘先生之所以得出这样“匪夷所思”的结论，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他违反的正是我反复提倡和强调的“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文化”这一根本原则。他所谓的不是“文学批评”而是“价值观批判”的方法对“文学经典”的重新“解读”，在违背“诗意”的前提下，不仅用“政治批判”肢解和取消了“文学作为文学”的持久永恒的美学魅力，还几乎彻底否定了代表中国古典小说制高点的一大批经典名著，更直接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视为中华民族原形文化的伪形产物，打入了“祸害人心”的“政治冷宫”中。当然，我并不否定刘再复书中的一些观点，甚至其中有些观点仅就政治伦理的人道主义视角来看，我认为还是较有新意、很有创见的。但若从全书总的思路和所得研究结论来看，我又绝不苟同。仅以《水浒传》中观众喜闻乐见的武松“血洗鸳鸯楼”的片断为例，我们从刘再复先生的《双典批判》及其对金圣叹评点的评价中便可看出其研究的尺度与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