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再复先生的《双典批判》中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如果仅仅从某个单一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就会发生偏执甚至偏见。当然也并不排除有新的研究发现，如刘再复先生书中的某些论点。但就总体来说，这种泛文化的“文化批判”模式所得结论在某一方面也许很深刻、很尖锐，然而，它却不可能全面广泛地深入到文学作品中以解决文学理论自身面临的问题。历史已经证明：在文学艺术问题的研究中，倘若采取一种单一的认识论，单一的政治性视界，单一的社会学批判，单一的概念推演，逻辑玄辩，而没有从文学自身规律出发，采用多学科综合整体性的研究方法，是不可能有出路的。而当前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学界热议的所谓“文学理论的危机”，其症结也就在于此。我以为，要摆脱这种局限，或者说要摆脱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困境，就必须坚持跨学科的整体性研究视野，走综合多元的道路。这也正是我多年来反复呼吁并倡行“文化诗学”的学理意图。因为，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变革更新，“文化诗学”为我们的文学研究走向更深、更广的层次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思维方法与理论体系。
自1949年以来，在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中，大体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其一，受“苏式”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影响，继承过去政治性的“革命话语”传统，并秉持“苏化”马克思主义“唯物认识论”的思维方法。这种研究模式在政治意识形态异常严酷的话语语境中具有“权威性”和唯一有效的“合法性”，并深深烙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文艺特征的讨论、美学问题的哲学论辩以及80年代初期的文艺理论研究中。其二，受西方文化研究的影响，试图从前一阶段的认识论、本质论的模式中跳出，而转换为“泛文化”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模式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期“文化热”及“文化转向”的语境中热度很高，并延伸到世纪之初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及美学的“生活论转向”中。其三，试图摆脱第一阶段认识论的研究模式，也反对第二阶段中脱离文学文本的“泛文化研究”模式，但同时又希望将“文化研究”视野纳入到文学研究中，因此，受西方新历史主义跨学科综合整体性研究的话语启发，提出了“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而纵观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如上三种研究范式，只有坚持“审美文化”路径，走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文化诗学”之路，才是我们文艺理论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究其原因，下面我将对此进行逐一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