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文艺理论活动的兴奋中心，从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起，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后，差不多一直都在如何贯彻毛泽东的《讲话》的精神以及如何解释苏联作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毛泽东在《讲话》里提出了“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意思是既要反对内容有害的作品，也要反对只讲内容不讲形式的所谓的“标语口号”的作品，达到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周扬接过毛泽东的提法，提出“一方面反对文艺脱离政治的倾向，另一方面也反对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1]在文艺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上，周扬的特殊贡献就是提倡写“新的英雄人物”，但是如何写好“新的英雄人物”，由于各种原因，常常出现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那么在坚持文艺的革命方向的前提下，如何来消除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使作品“忠实于现实”、“严格忠实于现实”，就成为周扬经常思考的问题。周扬作为一位文学理论家当然知道创作一旦陷入公式主义，文学的真实性也就消失殆尽，文学的魅力也就必然失去。所以早在1951年，周扬就说：“文艺上的公式主义的特点，就是把本来是多面的、复杂的、曲折的生活现象，理解成和描写成片面的、简单化的、直线的。公式主义者不按照生活的多样性而按照千篇一律的公式去观察和描写生活，不但把复杂的生活现象简单化，而且把真正的政治，即群众的政治庸俗化。另一方面，形式主义的特点，则是编造不现实的故事，绘声绘色，加以描写，以人为的、‘戏剧性’的矛盾和曲折的情节来代替生活本身的辩证法，掩盖生活内容的空虚。”[2]概念化、公式化与文艺的真实性是相对立的，而周扬认为：
无论表现现代的或历史的生活，艺术的最高原则是真实。[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