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的文学思想的核心是他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极力的提倡，对文学与人民群众关系的反复思考。对于文艺为人民的问题，他在30年代上海时期，就提出文艺大众化问题。提出的动机当然是好的，而且经过热烈的讨论，但问题并没有解决。正如他在1944年所说：“‘大众化’。我们过去是怎样认识的呢？我们把‘大众化’简单看作就是创造大众能懂的作品，以为只是一个语言文字的形式问题，而不知道同时甚至更重要、更根本地是思想情绪的内容的问题。”[1]直到他担任延安“鲁艺”院长期间，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鲁艺”的学生当时还是把国统区的一套照搬过来，还是搞“大、洋、古”。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斗争这样一个时刻，不能用手中的笔为抗日斗争服务，还醉心于与现实离得很远的艺术，的确是不应该的。直到1942年毛泽东《讲话》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命题提出后，周扬才心悦诚服接受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这其中还有属于周扬自己的论证，而不是简单附和。周扬的40年代最重要的论文《〈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说：“文艺从群众中来，必须到群众中去。”[2]他通过毛泽东文艺理论的学习，对“大众化”有了新的理解和阐述，认识到人民群众文艺论的确立的关键在作家的人生观的改造过程中。他说：“毛泽东同志作了关于‘大众化’的完全新的定义：大众化‘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这个定义是最正确的。”[3]周扬的意思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文艺能否产生，取决于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是否得到真正的改造，是否把自己的立足点移到工农兵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作家自己的感情是否属于工农兵，这才是文艺为工农兵的关键所在。周扬就这样提出对创造群众文艺的新理解。在日后他所领导的文艺工作中，也是按照这个标准和定义来评判作家和作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