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还要阐释一下周扬对于文艺的价值取向的理解。周扬的文艺思想的核心既然是“人民文艺”论，那么他认为文艺的价值首先是它能成为教育人民的工具，成为鼓舞人民的力量。所以周扬心目中文艺的“功利”（“善”）是首要的，认识、审美则放在次要的地位。对于文学的“功利”价值，周扬的论述是有明确内容的。周扬毫不隐晦地说：“为满足群众的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创造优秀的、真实的文学艺术作品，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崇高思想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前进，这就是文学艺术工作方面的庄严的任务。”[1]又说：“文学艺术是整个文化战线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影响人民精神生活的一种有力工具。今天它必须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传大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2]这里所说的文学“庄严的任务”、“巨大的作用”，实际上就是周扬所理解的文学所追求的文学的“善”的价值。为什么这样说呢？很清楚，在周扬的观念中，唯有热爱国家、热爱社会社会主义，这才是最大的“善”。“善”在他的理解中，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首先是集体的行为。非常有意思的是，周扬有时候把文艺的这种价值说得非常具体，如把文艺的价值与“五爱”教育关联在一起。他说：“文学的主要教育作用是培养人民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公共财产的品德，这‘五爱’是彼此关联，不可分割的。爱祖国，就是爱祖国的人民，人民中劳动人民最多，当然要爱劳动，而科学与公共财产又都是人类精神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产物，当然要爱科学和公共财产。”[3]从这些说法来看，周扬对文艺的价值总的归结为一种教育的“工具”。这种说法来源于毛泽东的《讲话》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中，并没有更多新鲜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