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从1960—1962年是“三年困难时期”。在检讨了“冒进”之后，当时中国共产党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1961—1962年间，各行各业都进行了总结经验教训的活动。当时的文艺界也不例外。如1962年文艺界召开了大连会议，邵荃麟等在会议上在总结如何克服文艺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写中间人物”问题。周扬除继续领导文艺工作外，又负责指导文科教材的编撰工作。在这种背景下，周扬的理论思考转向寻求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规律问题。他首次明确提出文艺发展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的问题。他在1961年说：
共同规律与特殊规律不要分开，分开是不对的。过去只谈共同规律，不谈我们自己的特殊规律；五八年以后则只谈我们的特殊规律，不谈共同规律，把共同规律当成资产阶级的东西。这都不对。要知道共同规律是普遍的，既是共同，也就适用于社会主义文学。不要把共同的规律都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今天社会主义文学的规律，我们还在摸索。规律是反复多次的东西。探索规律，要有个认识的过程……对于社会主义的规律，有些我们还可能认识得不够，还没有探索到。过去的规律，由于时代变了，有些已不适用于今天；有些则仍然适用，因为今天和昨天，某些条件还是相同的，不然就没有继承性了。当然，今天适用的规律，发展到将来的新的社会阶段，也可能不起作用。但社会虽然变了，文学总是文学，总会有共同的东西。因而我们对共同规律要好好研究。不要把共同规律跟社会主义规律割裂开来。[1]
周扬这段话表明：（1）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规律我们认识还不够，因此要进行探索；（2）文学的发展有适用于各个时代的普遍的规律，又有适用于某个特殊时代的特殊规律，这两者不能割裂；（3）时代变了，过去摸索到的规律可能不适用于今天，因此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探索新的规律；（4）不要把文学发展的共同的规律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应该说，这些看法都是实事求是之论，与20世纪50年代那种一味强调无产阶级的特殊的口号是不同的。那么，周扬认为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呢？或者说如何理解在社会主义文学发展中共同规律与特殊规律的统一呢？在这个问题上，周扬提出了“立足点是工农兵，要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的思想。他在1961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