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他的学术研究一般而言以1956年为界分为前期与后期。他前期所撰写、出版的《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等专著，对于我国现代美学的发展具有开拓意义。新中国成立后，朱光潜对自己以前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进行了自我批判。在1956年美学问题大讨论中，他清理了自己前期学术研究中的唯心主义思想，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美是主客观的辩证统一”的观点，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实践观点”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美学思想和文艺思想，他运用他的“美学的实践的”观点来解释文艺问题，对于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从1952年开始，朱光潜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1956年在批判胡适唯心主义运动的思潮中，他对自己学术研究前期的唯心主义作了检讨，写了《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发表在《文艺报》上。他当时这样做一方面是承受着外部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他真诚地认识到自己学术思想的缺陷，认识到“在唯心阵营里基本态度是调和折衷的，‘补苴罅漏’的，所以思想系统是驳杂的，往往自相矛盾的”[2]，就是说是出于反思自己学术思想的需要。他讲给他影响最深的书籍是《庄子》、《陶渊明诗集》、《世说新语》，最推崇“魏晋人”的人格理想。他前期的主要著作《文艺心理学》，评介了克罗齐的直觉论、立普斯的移情说、布洛的心理距离说，并联系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和文论作了详细的发挥，为中国现代的文艺心理学奠定了基础，为中西美学、诗学的比较作出了示范，但的确存在着唯心主义的缺陷。朱光潜在清理了自己的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发愤学习马克思主义。他在《自传》中说，1956年开展的美学大讨论，“我开始认真钻研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此，我在年近六十时，还抽暇把俄文学到能勉强阅读和翻译的程度。我曾精选几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来摸索，译文看不懂的就对照四种文字的版本去琢磨原文的准确含义，对中译文的错误或欠妥处作了笔记。”[3]在新时期开始以后，他的“中心工作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摸索。我重新试译了《费尔巴哈论纲》和《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一些关键性的章节，并作了注释和评介，想借此澄清一下‘异化’、实践观点、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美和美感、唯心和唯物的分别和关系等这些全世界学术界都在关心和热烈争论的问题”[4]。朱光潜这种学习和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精神是令人感动的。也正因为他有这种精神，他取得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真经，对美学和文艺学问题作出了新的阐释，对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作出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