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传播、学习、研究和发展，需要纳入到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整体发展中去把握，唯有这样我们才能看清楚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中所占的位置，唯有这样才能弄清楚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其他文艺思想斗争、对话、渗透的情况。
中国现代形态的文学理论于20世纪初就开始起步，其标志是1902年梁启超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1904年王国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这两篇文章所表达的文学观念是截然不同的。梁启超的文章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1]梁氏给小说如此众多的负载，这不仅仅是夸大了小说的作用，而且表明了文学活动不是“自己运动”，它的动力、源泉都来自外部，预示着文学要走一条受自身之外的事物支配的“他律”之路，即文学和文学理论将要纳入意识形态斗争的范畴里。但那时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王国维的文章从评论《红楼梦》的角度说，其价值并不高，但文章中所表达的文学观念却另树一帜。他说：“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此物为何？王氏回答说：“非美术何足以当之乎？”[2]稍后，王国维直接提出了“游戏说”：“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于是发而为游戏。”[3]“文学美术亦不过成人之精神的游戏”[4]在这里，文学根本不负载任何东西，文学活动的动因来自内部，文学是超社会和个人功利的，文学的价值应从自身去寻找，文学是“自律”的。王国维的观点在呼唤文学和文学理论走非政治的独立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