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对此，毛泽东明确说过这一点。1949年9月21日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题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幕词中说：“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度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随着经济建设的**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这些具有宣告性的话语，表明了中华民族百年“危机时代”的基本终结，新的“和平建设时代”的开始。事实上，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不久，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的确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全国人民共同的努力下，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时代的变化，要求一种体现新的时代精神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与之匹配。在文学和文学理论上也应该完成某种转变，开辟一个体现新时代以“建设”为主题的开放性的新视野。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面临的主要是建设自己的现代化国家问题，在文艺上也应该有一次转变。即从强调“他律”转到强调“自律”，起码是像李大钊所说的那样，“他律”与“自律”并重。然而这种转变或者文学理论的开放性新视野在从1949年直到1977年的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没有出现。为什么这种本来应该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新视野没有出现呢？两个关键性的因素遮蔽了我们的眼光。
（一）苏联文论体系及其教条化
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起步。对一个毫无建设经验的新国家来说，瞻望和学习已经有了40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伟大旗帜的苏联，是自然的事情。那时的口号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全面学习苏联成为一种思想潮流，而根据中国自身实际情况提出的意见、建议和理论遭到忽视甚至打击。这又回到教条主义的倾向。在这种大环境下，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论体系建设也全面地向苏联学习。西方欧美文艺思潮和理论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异端邪说，中国古代的文论遗产也被视为落后的东西，很少得到真正的继承，而苏联的任何文艺理论小册子在中国都当作是马克思主义经典，得到广泛传播。苏联文论体系通过两条渠道进入中国：一是翻译，几乎所有在苏联占主流地位的理论专著和论文及教材，都被一一译介进来，如季摩菲耶夫的三卷本《文学原理》、涅陀希文的《艺术概论》；一是请专家来华讲座，如北京大学请了毕达可夫，北京师范大学也请了柯尔尊，他们在中国开班设课，编写讲义出版，其授课对象是新中国第一代的青年文艺学教师，其影响是巨大的。从理论专著、论文、教材到理论教员的全面引进和学习，不能不使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个时期，我们完全亦步亦趋地跟在苏联文论的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