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种环境中，1961年，中央决定，集中中青年学者，在老专家的带领下开始文科教材的统一编写工作，由当时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直接领导。在这一年当中，周扬作为文艺界的领导，一直坚持“文艺从属于政治”的主导倾向，但经过了1958年到1960年，国家进入“三年困难”时期，思想多少有所反思，文艺思想的倾向也有了一些变化。他在中央的支持下指导文科教材的编写，不能不提出各个领域的规律的探讨问题。所以他多次针对教材建设发表重要意见，这些意见既包括编写教材的原则和方向，也包括非常细致的具体实施建议，多有新的见解。
例如，关于如何认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作用，周扬表现得既清醒又大胆，既强**材“要把毛泽东文艺思想贯穿在里面”，因为“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又指出：“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是把它作为红线，作为灵魂，进行总结。教科书不同于具体政策，如果句句都引用毛泽东主席的话，就会使‘帅’变成兵将，红线变成红布，灵魂变成肉体了。”[1] 在如何正确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问题上，周扬指出不要混淆二者的界限，注意避免将文学理论政策化，防止产生不良影响：“我们要研究特殊规律，不把一般代特殊，以政治代文艺。……同样，政治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一般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特殊。”“我们既然要领导文艺工作，就得研究艺术的客观规律。研究它在各时代、各民族的共同规律，也研究它在中国、在社会主义时代的特殊规律。”“文艺是要通过它的特点来为政治服务的。不通过文艺特点，也可以服务，但服务得不好。比如标语口号式的文学，可以服务而作用不大。只有通过文艺的特点，通过艺术感染力才能服务得好。”“文学概论要写得生动，引人入胜，不要形成仅仅是对文艺政策的解释。”“不要把文学概论写成对党的文艺政策的解释。”“不至于仅仅把政策看成条文，而知道政策是从事物的发展规律中总结出来的，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源。”[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