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扬的领导下，以群和蔡仪分别担任主编，汇集了一大批专家、学者，成立了两个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组，新教材的编写工作全面启动。不久，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出版（1961年成稿，1963、1964年分上、下册出版）、蔡仪的《文学概论》（讨论稿，1963年完成）两部统编教材诞生。
以群本的绪论和蔡仪本的第一章，在界定文学的本质时，所提出的文学观念是基本一致的。他们都认为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在讲到文学性质时候，首先肯定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这种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其次，又说明了这种社会意识如何又演变为“社会意识形态”：“人不是孤立的存在，他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一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因此，他的思想情感，他对于周围世界的反映，不能不受到社会发展、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制约，具有一定的社会性。换句话说，文学艺术同哲学、科学一样，从本质上看，都是社会意识。”接着教材在引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那段最著名的话后，指出：“人类社会的一切精神活动的产物，包括政治、法律的观点以及宗教、道德、哲学、科学和文学艺术，等等，统称之为社会意识形态。文学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而社会意识形态又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部分；上层建筑最终为经济基础所决定，而又反转过来为基础服务，对基础发生反作用。”[1]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对于为什么文学是“特殊的意识形态”则主要通过生活是文学的源泉、文学反映生活的角度加以论述。具体说法略虽略有差异，前者为“社会意识形态”，后者为“特殊的意识形态”。这里需要评述的是，两部教材都把文学看成是“意识形态”，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对于文学的规定。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2]马克思的这段话明确把“艺术的”与“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哲学的”相并列，说明这些精神领域的部门，不论是理性的观点还是感性的情感与形象，都是“意识形态”的某种形式。应该说这两部教材都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来确定文学在社会结构中地位，并从这一角度来理解文学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