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理论成绩与错误并存，两种倾向同在，两种话语同在，但一种倾向与话语压倒另一种倾向与话语。文学理论作为当时“时代的风雨表”，所产生的起伏，所经历的风雨，使人能够从一个侧面，来回望共和国在思想文化方面所走过的富于理想而又充满失误的艰难历程。
（一）主导的倾向——文艺从属于政治
20世纪50年代文学理论是在“五四”以来文学思想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带着历史的惯性发展而来的。从21世纪的视点看，它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全国范围内传播毛泽东的政治化文艺思想的时代。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确地指导了当时的文艺运动，推动了革命文艺的创作。其中带有普遍性的内容，如文艺为工农群众服务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继承与革新的问题、生活源泉问题、艺术高于生活问题、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问题，等等，在50、60年代成为全国指导性的文艺思想，所取得的成绩是应该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的。至今，它们仍然是中国现代文艺思想中的重要成果。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些提法，从当时看，的确是站在政治高度，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角度，对以往文艺斗争的总结和发挥。我们应该从20世纪的整体高度，从我们民族在20世纪所经历的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需要的角度，充分加以肯定。
实际上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起步就是毛泽东的《讲话》以及后来毛泽东的一些补充论述。客观地看，《讲话》以及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问题论述的内容包含两种思想因素，其大体框架是这样：
文艺方向——工农兵方向；
文艺性质——从属于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