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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革”十年(1966-1976):“极左”意识形态霸权的文学理论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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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发生是毛泽东对当时中国阶级斗争形势、特别是对党内斗争的错误估计的结果。“文革”的发生与苏联在斯大林逝世后的变化密切相关。如前面所说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赫鲁晓夫于1956年2月24日深夜至凌晨作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效果》的秘密报告,无情地揭露斯大林执政期间所犯的各种错误,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惕。毛泽东忧虑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会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1957年发动了“反右派斗争”,反映了毛泽东对于阶级斗争的形势已经作出了过于严重的错误判断。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之后,所遭遇的“三年困难”时期,是毛泽东的一个观察国内斗争动向的时间。那么他从这三年观察到什么呢?他的观察首先反映在196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他说:“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段话被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特别是对所谓的“六二年的歪风”,即“单干风”、“翻案风”和“黑暗风”毛泽东一直记在心里。1965年他在听取了罗瑞卿的一次汇报后说:“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因此,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1]这些话说明毛泽东在头脑中思考的已经不是基层出歪风的问题,而是“领导人”、“领导集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出了修正主义,领导集团里面出了修正主义,这就是当时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判断。这个判断直接导致毛泽东决定发动自下而上的“**”。1966年5月16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中,毛泽东亲自加了两段话,其中一段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2]“5·16”通知的发表,“文革”正式开始,灾难的十年由此揭幕。“文革”时期的文学理论是整个“文革”的一部分,以“极左”的意识形态为标志,以阶级斗争为纲领,成为江青等“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种工具,也就是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