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新的文学理论体系的呼唤,已经有好几年了。这种呼唤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这是时代的呼唤,历史的呼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时代的嬗变,使文学这块园地里,出现了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现象,产生了许多令人困扰的新矛盾,提出了许多令人惶惑的新问题。当人们把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发展于20世纪60年代的文学理论范式运用于当前的错综复杂的文学实践,企图去解释它时,就立刻发现新的实践往往已不接纳旧的范式,或者说旧的范式已往往无法介入新的实践。
按库恩的见解,科学发展是一种动态结构。科学的历史发展要经过四个时期。(1)原始科学时期。各种学派相互批驳、辩论是这一时期的特征。(2)常规科学时期。经过长期批驳、辩论,意见趋于统一,建立起“范式”。“范式”的确立,意味着科学的发展进入相对稳定时期。人们的研究不是改变“范式”,而是在已有的“范式”内作累积性的填充、阐释。(3)“革命”科学时期。“反常”现象层出不穷,旧范式在解释这些现象时,屡遭失败。人们对旧范式产生不信任感,要求建立新的范式。(4)新的常规科学时期。部分或全部抛弃旧的范式,建立起适应新的情况的新范式。在新范式建立之后,科学发展进入更高层次稳定发展的常规时期。那么作为一种科学的我国文艺理论,目前正经历着一个怎样的发展阶段呢?库恩说:“面对着异例或危机,科学家对于现存的范式就采取了不同态度,他们的研究的性质也就随之改变了。互相竞争的阐释增加,愿意试试任何东西,表达出明显的不满,求助于哲学对基本原理的辩论,所有这些就是由常规研究过渡到非常规研究的征象。”联系到五六十年代建立起的文学理论体系在大量的新的文学现象面前无能为力的情况,在说明问题时混乱的情况,不难看出,作为一门科学的文学理论正经历着扬弃旧范式并要求建立新范式的革命科学时期。建立新的文学理论体系的呼唤是科学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