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1976年10月是一个划时代的岁月。从那时起，一个新的时代已悄悄在中国大地上诞生。迄今为止，我们对时代的嬗变的认识还远非充分。土地还是这块土地，人还是这些人，但时代已进入另一个轨道，一个为中国大多数人所乐于接受的轨道。“改革”一词庄严地登上了历史舞台。我们面对的景观（物的层次）改变了，我们的理论和制度（心与物的结合层次）也发展了，我们的心态结构（心的层次）也正在变化，一句话，从物质、精神到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都在发生变化，整个的文化场都在更新。
我们所处的新时代是从改正错误起步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毛泽东的思想本来是很清醒的。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近20年的时间里，实际的生活往往偏离上述的正确思路。我们常常迷失自己固有的目标。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我们主要不是把建设作为自己的事业。这样，新时代面临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找回失落了的“思路”，使国家的功能转向自身。“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使国家转入搞建设的轨道，使工农兵学商各安其业，就是“转向自身”的实现。所以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由外而内的回归自身的时代，自主性是它的首要特征。
时代的自主性要求我们时代的文学理论也应该有自主性的品格。然而，迄今为止，文学理论仍甘心当人家的附庸，失去自身应有的特征。本来，文学理论应该是文学的理论。可实际上，我们的文学理论长期以来是哲学的理论，政治学的理论，近来又变成了系统论的理论，模糊数学的理论……名为“拓展”，实则失去自己应有的个性和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