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文学理论的自主性是由时代的由外而内的回归运动所决定的话，那么，文学理论的开放性则是由时代的由内而外的解放运动所召唤的。
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启的新时代的又一历史行动，就是批判了“两个凡是”，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深入人心，并化为行动。实践的洪流冲开了理论的堤坝。“联产计酬”、“承包”、“合资”、“特区”以及“一国两制”在马列的辞典里找不到，那没关系，让实践来证明它们是真理，让后来编辞典的人再加上就是了。这就是我们时代的又一特征——“开放性”。在我看来，开放不应简单地理解成向外国开放。开放的准确含义是打破理论的封闭性，向生动的实践开放。实现由内而外的解放运动。我们搞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是要追求理论本身僵化的完备，而是与社会实践的活的联系。
时代的开放性要求文学理论也向生动活泼的文学实践开放。目前文学理论还缺乏一种内在的活力，它给人的是一种双重的印象。一方面，它头头是道，一环扣一环，自满自足，给人以极其严整完备的感觉。对于那些准备考研究生的学生来说，是极其方便和适用的。而另一方面，当用它去分析新出现的文学事实时，就觉得无从下手，显得极其软弱无力和不适用。因此作家们一提到文学理论不是感觉莫测高深，就认为是一大堆概念在兜圈子。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双重性呢？究其原因，就在于它把自己封闭起来，切断了与生动活泼的文学实践的联系。一种文学理论只有在锲入正发展着的文学实践中时，它才能稍稍免除理论的“灰色”，而保持生命的“常青”。文学理论同任何一种理论一样，其活力只能来自实践。打破自身的封闭性，敞开通向实践的大门，这才是文学理论的唯一出路。在文学理论发展史上，没有一个有影响有建树的文学理论家不是面向他那个时代的文学实践的。对德国文学理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影响的文艺理论家莱辛，他的理论成果不是根据某一个逻辑起点，抽象地推论出来的，而是对汉堡民族剧院的实践的批评和探讨。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苏联和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的别林斯基，他的一系列文学观点的提出和阐发，都与对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的文学实践的具体而深入的评论联系在一起。鲁迅没有什么系统的文学理论专著，可他从那个时代文学实践出发做出的种种结论，至今仍闪烁着耀眼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