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发表于《文艺争鸣》1998年第1期。
中国文学理论工作者之多，可能占世界第一位。因为与外国的高校同类的系科不同，中国高校的中文系都要开一门乃至数门文学理论课程，这些课程都要文学理论教师去开设。另外从中央到地方的社会科学研究所，也都有专门的文学理论研究所或研究室。更为重要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届政治运动，也往往以文学理论的论争为开端。由于这一原因，许多非专业的文学理论工作者，也特别关心文学理论界的争论，进一步是参与这种争论，有时甚至是全民的争论，这也使许多非专业的文学理论工作者在一段时间里转为“专业”的。文学理论的队伍的“庞大”为天下“第一”。但是，我们如此庞大的文学理论工作者队伍却往往没有属于中国的和当代的自己的“话语”。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口号下，我们的文学理论不顾中国自身的文学传统和实践，完全搬用苏联的一套理论，我们操用的是季摩菲耶夫、毕达可夫和他们的老祖宗“别、车、杜”的“话语”[1]，中心概念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典型人物”。几乎苏联的每一篇重要的文学理论论文都以最快的速度被翻译发表。任何一种不同的声音，都可能是严重的“错误”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而痛遭批判。最典型的例子是秦兆阳的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和钱谷融的论文《论“文学是人学”》一发表即遭到无情的批判。虽然此时苏联国内的风向改变了，可理论的惯性不能容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任何一点修改。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反修批修”和“**”时代，其中心概念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甚至连文学的“真善美”问题也成为理论的禁区，“三突出”等理论大行其道。我始终认为毛泽东的《讲话》在那个时代发表，其思想是从实际出发的，的确给当时的文艺发展指明了方向，其中的一些论点直到今天也还有意义，是不可否定的。但也绝不能把它作为教条来崇奉，因为时代在变化，文学的实践也在变化，我们应该而且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出一些新的理论概括，建立起新的理论体系。新时期开始后，了解世界的窗口被打开了，我们看到了西方世界几乎发展了一个世纪的各种各样的文论，20世纪在西方被称为“文论的世界”，他们所形成的理论之多，提出的理论之新，理论变化之快，都是空前的。我们在差不多10年的时间里，把他们的东西介绍过来，翻译过来，那吸收的“欲望”是“如饥似渴”，那吸收的方式是“生吞活剥”。我们的论文和著作中又都“充塞”他们的话语。这一回我们已没有什么中心概念，每一位理论家都可以拥有一个或多个概念。你觉得俄国形式论的批评有理，我觉得英美新批评的细读方法有用，他觉得法国的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合理，还有的人热衷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或新近流行的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不一而足。上面我描述了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论发展的三个时期——50年代的“学习苏联”时期；六七十年代的“反修批修”时期；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这三个时代的中国文论的发展是很不相同的，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搬用外来的东西或教条式的东西，而没有自己的“话语”。我们基本上还没有建立起属于中国的具有当代形态的文学理论，我们只顾搬用，或只顾批判，建设则“缺席”，中国具有世界“第一多”的文学理论家却没有自己一套“话语”，这不能不使我们陷入可悲的尴尬的局面。我自己亲身走过了这三个时期，我感到异常的痛苦，作为一个文学理论教师还有什么比不能讲自己的话更痛苦的呢？“建设”的意识一直在我心中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