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开始之际，文学理论界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文革”路线的完全政治化的话语中解放出来。“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就是“文革”路线留给我们的“遗产”。我们是要继续接受和背负这份“遗产”呢，还是要拒绝这份“遗产”？这就展开了“凡是”派和解放思想派之间的斗争。
1979 年对文艺学界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上海文学》第4期发表了《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一文，文章认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是造成文艺公式化概念化的原因之一，是 “四人帮”提出的 “三突出”、“从路线出发”和 “主题先行”等一整套唯心主义创作原则的“理论基础”。“如果我们把‘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作为文艺的基本定义，那就会抹煞生活是文艺的源泉，就会忽视文艺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就会仅仅根据 ‘阶级斗争’的需要对创作的题材与文艺的样式作出不适当的限制与规定，就会不利于题材、体裁的多样化和百花齐放。”[1]文章强调，“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有关，并认为“工具说”不符合文艺的特点，结果把文艺变成政治的传声筒。政治错了，文艺也跟着错。应该说，这篇文章从解放思想的立场触及了文艺从属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根本问题，从而引起了一场大讨论。以这篇文章为导火线，1979年至1980 年，文艺学界围绕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维护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学者和认为文艺不从属于政治的学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辩。双方都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面找根据，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找根据。应该说，不论当时争论双方是否意识到，他们所说的所主张的都不是个人的话语，而是不同“路线”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