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世纪 80 年代初的反思时期，主要的努力是在拨乱反正，破除“极左”思潮的 “泛政治”话语对文学理论的束缚的话，那么到了80年代中后期，文学理论研究者似乎获得了充分的信心，开始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自主性的追求。个人的学术话语从 80年代初就有了，但没有形成潮流。直到 80年代中期，解放思想已成定局，在现实需要的背景下，在西方当代文论涌进的背景下，在读书成为热潮的背景下，在学术视野得到开拓的背景下，个人的学术话语才应运而生。
1985 年被称为文艺学“方法年 ”。北京、厦门、扬州、武汉等地都召开了专门讨论文艺学方法的学术会议。长期以来我们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即社会历史批评，不但没有获得生动的丰富的发展，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被庸俗社会学化。单向的、孤立的、静止的、线性因果关系的、机械的思维方式，使文艺学研究陷入泛政治化的境地。思想解放的结果是，大家意识到一定要拓宽各种不同的方法的运用，获得不同的学术视角，对于文学事实进行不同的解释，对文学经验获得不同的理解，对文学问题作出不同的解答，这样文学理论才能走向学术化。1985年，刘再复发表的论文《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的若干发展动态》影响很大。他认为近年来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除了从破到立这个总趋向之外，还有四个突出的趋向：（1）由外到内，由着重考察文学的外部规律转向深入研究文学的内在规律；（2）由一到多，由单一的哲学认识论或政治阶级论维度来考察文学现象转变为从美学、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种角度来考察文学；（3）由微观分析到宏观综合，由孤立地就一个作品、一个作家或一个命题进行思考、分析转变为从联系的、整体的观点进行系统的宏观综合；（4）由封闭体系到开放体系，吸收外来的西方的文论的养料和不断吸收文学之外的其他学科的养料。文章最后指出这四种趋向的七个较突出的具体表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