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7日。
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界为了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从中国文艺发展实际出发，向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文艺理论（特别是西方当代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论传统和中国现代文论传统寻找理论资源，加以融合创造，逐渐形成了中国当代文论的一些新鲜话语，取得了与时代同步的成果。如我们摒弃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带有“左”的印记的话语，为文学理论的研究扫清了道路；提出了文学人性基础论，改变了过去的简单的文学阶级论；提出了文学的主体性，改变了过去的机械的反映论；提出了文学“向内转”，改变了文学单一“向外转”；提出了文学审美特征论，取代了过去的文学形象特征论；提出了文学审美反映论和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改变了过去的非诗意的社会反映论；提出了“新理性精神”、“文化诗学”等，批判商业化出现所引起的拜金主义和拜物主义；提出生态批评，力图回应现实的环境污染问题；提出了文学性在大众文化中蔓延的观点，力求扩大文艺学的研究领域；提出了完整的文体论、叙述学，完善了过去的零散的技巧说。应该说，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是老、中、青三代理论家的心血凝结而成的，应该加以充分肯定。在这期间所形成的部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鲜话语，将成为建设新的具有中国特点的更完整的文学理论话语的重要基础。我不太同意现在一些学者的做法，为了创新、突进前沿，就首先拿上述一些观点“开刀”，似乎只有打倒这些曾经发生了影响并继续发生影响的理论，才能推出新理论。“后新时期”只能是“新时期”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继续，而不是倒退，更不是简单否定。这种前后的承继关系一定要处理好，我们新的出发才有一个清晰的起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