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些学者过分夸大文艺学的危机。危机是有的，不但文学理论学科有，其他各个学科同样也有。整个文学创作也有危机。就全社会而言，精神文明的建设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危机。金融危机以来，经济的发展也同样面临危机。所以，不要光喊文学理论的危机。
对于文学理论的危机，人们的看法不一样。在一些人看来，文学理论的危机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上面。是不是说，原有的文学已经终结，或即将终结，只是“文学性”还在电视节目、网络节目、审美化的日常生活中“蔓延”，并认为这种“蔓延”才是文学的真正发展。原有的一套理论已经解释不了这些“文学性”的“蔓延”部分，因此要“跨界”，改变文学理论原有的研究对象，这样才能跟得上时代的发展，在求解问题上则要用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否则文学理论就永远要陷入危机之中。
我不太同意上面这些看法，发表了几篇文章，这都是大家知道的。今天我想补充一点看法。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发展的确有新的因素的介入，如市场化因素的介入而产生的问题，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又如电视、电影和网络节目等大众图像文化对于文学所形成的挤压，也是文学发展中的新因素。生态批评、身体写作，也是现实中涌现出来的新问题。我们的确要调整我们的视角，去研究这些文学活动中所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不能以不变应万变。所有关系到文学自身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都应该得到深刻有力的研究。但是我们似乎可以把我们的研究对象分成两类：一类是就是上面所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因素；一类是文学理论这门学科所呈现出相对稳定的一致性的特征，它是被历史社会文化语境建构起来的，这就是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很多，如原道与载道，文学性与非文学性，文学与审美，文学与语言，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文化，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革命，文学与自然，文学与生命，文学与民间，文学与时间，文学与地域，文学与民族，文学与生态，文学与身体，文学与文体，继承与创造，感情与形象，典型与意境，文本与作品，比喻与象征，隐喻与反讽，接受与对话，抒情与叙事，假定性与真实性，审美与审丑，崇高与卑下，优美与壮美，欣赏与玩味，古典主义与伪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等等，这里只列了三十多对，我们还可以列出许多来。这些问题是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提出来的，应该给予充分的逻辑的历史的研究。用我们的理解来说，就是予以文化诗学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教授程正民曾深刻指出：“文艺学研究可以从历史出发，也可以从结构出发，但如果是科学的研究，它所追求的必然是历史与结构的统一。文艺学如果从历史出发，那么历史研究的客体就是审美结构；如果从结构出发，那么也只有靠历史的阐释才能理解结构的整体意义，对结构的认识和理解只有通过历史的阐释才能得到深化。”[1]这种看法把历史的与结构的研究结合起来，是很合理的，很有启发性的。只有这样去做，才能克服所谓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所带来的片面性，文学研究也才能实现再一次的“位移”，即移到整体的“文学场”及其要素的联系上面来。这种研究会使中国文学理论这门学科建立在对这些问题深入研究的可靠的基础上，使文学理论成为有根底的学科。说实在话，对上面这些问题，我们是否都研究清楚了，都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了，我看没有。在我的有限的阅读中，只有一个典型和典型化问题这一论题，因王元骧教授在80年代的《文学评论》上面发表了长文，把典型与典型化的来龙去脉梳理得比较清楚，可以说解决了一个问题。钱中文教授用六万字梳理、阐释了“审美意识形态”的生成，也可以说解决了一个问题。新时期三十年来，文学理论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有许多成果，仅钱中文和我主编的“文艺学建设丛书”六套，共36种，这些成绩不是随便吹的。不能动不动就说危机如何如何。但我们必须承认，许多文学理论的基础性问题我们都是浅尝辄止，没有拿出像样的东西来。这与长期以来浮躁的学风有关，与刊物的万字文体制有关，与评职称的规定有关。我现在的体会是，不论你方法多么先进，你反本质主义多么坚决，这些都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学者的坐冷板凳精神，刻苦勤奋的精神，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熟悉得如数家珍的精神，研究现状和研究历史的精神，缺少这种精神，不能做出系统的深刻的具有学理的研究，只是匆忙发表一些意见，那么我们的文学理论学科就缺乏学术的根基，如果说文学理论有危机的话，我认为最大的危机在这里。有人会说，这些基本问题就是研究得再深刻也解释不了当下涌现到我们面前的新问题。我当然知道这一点。但我要问的是，你作为一位文学理论工作者连这些基本问题都不甚了了，基本的功底都不行，又怎么去解决那些新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