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追求当下性
当前文学活动中存在的问题是与当下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的问题，是与社会广泛流行的拜物主义、拜金主义的流行密切相关的。上面所说的社会问题如何变成为文学理论问题呢？这就要找到文学理论自身的问题域，找到自身的切入点。换言之，文学理论是文学的理论，而非政治学理论、经济学理论、社会学理论，必须把社会问题通过一种途径，一种转换，把当下社会问题变成为文学理论问题。例如，“五四”时期，鲁迅等根据当时社会的状况，提出了“改造国民性”问题，就成为了文学理论的有效话语。“五四”时期的一整套文学理论话语，如白话文运动话语，平民文学话语，文学真实性话语，文学与革命关系话语，等等，都有鲜明的针对性，因此文学理论就必然具有时代性。
今天，我们亲身感受到当下的社会问题，但似乎没有足够的能力把这些社会问题转化为文学理论问题，就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1993年第6期的《上海文学》，发表了王晓明等人的《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提出了文学和人文精神危机的问题。不久《读书》、《东方》、《文汇读书周报》等报纸、杂志上也纷纷发表文章参与了讨论，这就是人文精神讨论。这次讨论主要涉及了人文精神危机、人文精神内涵和人文精神重建等问题。但可惜这次讨论未能持久。实际上这个问题是针对在商业大潮中文学失去了真善美的品格而提出来的。1995 年，钱中文在《文学评论》发表《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一文，提出了新理性精神。后面钱先生又多次发表讨论新理性精神的文章，探讨人的生存与文化艺术的意义，探讨在物的挤压下，在反文化、反艺术的氛围中，重建文化艺术的价值与精神，寻找人的精神家园，呼唤新的人文精神。这是很有意义的话题，但遭到了某些人的批判。1998 年笔者在央视“百家讲坛”作《走向文化诗学》的讲演，也是植根于当下现实土壤中的文学理论，呼唤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来对抗现实的种种社会弊端。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另外，在这期间，曾永成、鲁枢元、曾繁仁等提出并论证“生态批评”、“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针对现代工业给环境带来的污染，做出了理论建构的努力，但关注的人仍然不够。新世纪以来，陶东风率先发表文章，提出了犬儒主义问题，有点重提“国民性改造”的意涵，问题具有当下性，值得讨论。我这里回述文学理论界为文学理论的当下性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意在希望这一领域的学者应该更加关切这些问题，即使这些问题的论述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它们是重要的，我们可以进行深入的讨论，进一步去完善它，而不应被淹没在众多的无意义的话语里，或遭到嘲弄和摒弃。我们要分清楚今天文学理论中，哪些话语是具有当下性的，哪些是不具有当下性的，要给予具有当下性的文学理论话语足够充分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