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篇小说创作并不景气，其数量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相比少得不成比例。对于这一时期中篇小说如此萧条的原因，可以给出多种解释。此前的现代文学史上，中篇小说就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因而进入“当代”之后便“先天不足”，这是一种解释。长篇小说能够全面系统地大容量地描绘生活画卷，短篇小说能够快速地反映当下生活中发生的事件，甚至用形象的方式图解政策，这便使得它们成为时代的宠儿，而中篇小说既无由成为“史诗”，又不能及时反映现实，因此便不被时代所重视，这是又一种解释。不过，如果联系到“**”后中篇小说的大量出现来考察，还可以给出另一种解释。“**”后中篇小说的大量出现，固然也有多种原因，但一个容易被忽视却又不宜被忽视的因素，是多种大型文学刊物的出现。“**”后除了原有的《收获》复刊外，另有《当代》《十月》《钟山》《清明》等多种大型文学刊物创刊。这些大型文学刊物每期能刊发数部中篇小说，这也直接刺激了作家的中篇创作。中篇小说有地方发表，这是“**”后中篇小说大量出现的重要原因。而在五六十年代《收获》是唯一的大型文学刊物，其他的文学刊物都是小型月刊，一般不便发表中篇小说。就是作为大型文学刊物的《收获》，在五六十年代存在的时间也很短暂：1957年7月创刊，1960年5月停刊，共出18期。总之适合刊发中篇小说的大型刊物的缺乏，应该是五六十年代中篇小说创作极度萎缩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中篇小说被忽视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短篇小说的备受重视。相对来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短篇小说的产量是相当可观的。不过，作品的数量虽多，但色调却丝毫谈不上丰富，在“写什么”和“怎么写”上，都高度统一于一种模式。1962年8月2日至16日，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为期半月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从这次会议的议题便可以看出两个问题：一是短篇小说在那个时期确实很受青睐，以至于要专门对其进行研讨；另一个问题则是“农村题材”在那个时期有着高度的重要性。这次会议由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主持，茅盾、周扬都在会议上作了报告。邵荃麟在讲话一开始就指出：“在我们这些年来的作品中，以农村的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数量最大。作品成就较大的也都是农村题材，像《红旗谱》《创业史》《山乡巨变》《暴风骤雨》等。短篇也是这样。搞《三年小说选》，中选的九十多篇，写农村四十多篇，比较好的三四十篇，占一半以上。这情况很自然。五亿多农民，作家大部分从农村中来。生活经验比较丰富。”“另方面，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间特别重要。毛主席说民主革命主要是农民问题。农民百分之八十团结起来革命就能成功……要把人口最多的农民的思想觉悟提高一步，这是社会主义建设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个客观现实一定要反映到作品中来。所以农村题材写得多是自然的。”[1]这番话既说明了写农村题材的短篇作品非常多，又说明了农村题材的作品何以多。在《三年小说选》里，农村题材的作品占半数以上，那在全部作品中，农村题材作品所占的比例应该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