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农民起义”的宏大叙事式微的同时，20世纪八九十年代历史小说呈现出了另一种创作趋势：帝王将相的“复辟”。“复辟”，在这里即归来之义。作家们从开国君主写到末代名臣，从驰骋边疆的武将写到奔走后庭的太监，从得宠的皇后写到失意的公主，这些封建时代上层社会的人物形象系列，几乎占据了这个时期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大部分空间。
帝王将相的“复辟”，最早出现在《李自成》这类以“农民起义”为描写对象的历史小说中。在这些历史小说里，帝王将相并不是主人公，只是作为被剥削阶级的对立面出现在作品中。但由于创作中多年来形成的不成文禁忌的制约，也由于作家主观上倾向于将农民英雄理想化，一些作品在塑造农民英雄与帝王将相时常形成这样的现象：塑造英雄人物所花费的精力和笔墨远远超过帝王将相，但英雄人物的塑造往往出现不同程度的概念化和脸谱化倾向，帝王将相反倒能作为有血有肉的形象出现在作品中。
这一“无心插柳柳成荫”现象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画鬼容易画犬难”，另一方面则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文学观念和历史观念的日趋开放。思想解放运动使人们的眼光渐趋宽容宏远，读者审美趣味的变化也促使帝王将相更多地进入公众的阅读空间。而且，由于意识形态或其他方面的原因，今人和古人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描绘和评价远远不能切近历史的真实，这就为当代中国作家替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翻案辩诬提供了余地。
唐浩明（1946— ），90年代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旷世逸才》，引起了读者广泛的阅读兴趣，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作品将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放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加以描绘，展示其文化性格及其悲剧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