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散文热”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实践中一个醒目的现象已是不争的事实。90年代“散文热”之所以给人留下强烈而深刻的印象，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作者群体与作品数量都异常突出。许多从事诗歌、小说、戏剧、理论创作的作者，甚至科技、管理等领域的文人都趋向散文创作。如果说在80年代中后期上述作者还仅仅是零星地涉笔散文、偶一为之的话，步入90年代，选择散文这一文体表情达意则成为这批作者自觉的实践。一时间，散文领域熙熙攘攘，“人气”旺盛，作品数量也急剧上升。
大众传媒（包括报纸、非纯文学杂志、广播电视等）一方面由于扩版，一方面出于散文文体与大众传媒固有本性之契合，亦不约而同地对散文“情有独钟”，从而导致散文与无处不在的大众传媒一样每日与社会群体如影相随。这就无形中强化了人们“散文全面繁荣”的印象。
耐人寻味的是，面对空前喧闹的散文创作，理论界却未表现出相应的热情与欢迎，而是倾诉了一连串的不满、焦虑与棒喝。概括地说，在这股阻击散文热潮的批评力量中至少有这样三种倾向颇为典型。第一种是一批紧贴创作实际的批评家，他们从散文文本的具体阅读、解析入手提出了一系列尖锐批评。诸如，有论者认为，当代散文陷入了以“虚假、虚假、虚假”为特点的危机，“到处充斥着虚情假意，自我标榜，卖弄，炫耀，拙劣的模仿，停留在字句上的善意，搔首弄姿的爱情，甜腻腻的，撒娇的，嗲声嗲气的，吊膀子的所谓女性散文，愣头愣脑的，使出吃奶之力而底气不足、捉襟见肘的所谓大气豪放派”，散文作品在数量上的激增乃是一种“畸形的膨胀，一种病态的虚肿”；[1]还有论者认为，当代散文热闹中隐含着“盲点”，显示的是一种“浮躁和内虚”[2]，写来写去“不是‘我的初吻’，‘我’的‘**’，就是‘我’的狮子狗，‘我’的大花猫，从书房、卧房、厨房、病房一直写到产房和茅房”等。[3]其他不少作家、批评家如汪曾祺、周国平等也都表达过类似的意见。[4]第二种批评以张承志、张炜等为代表。虽然张承志、张炜等人的批判锋芒指向整个文坛的实际，但对全部文学状况的愤怒与失望无疑包括散文在内。而且，他们的言说均有意识地借助散文这一文体，张承志90年代的文学实践则基本上定位于散文，似乎显示了他们力图以自己所理解、构建的大散文冲出灰色而汹涌的散文热潮的包围。第三种批评主要来自参与“人文精神大讨论”的一部分人。临近20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与第二种批评相似，这场讨论并非单单指向散文，甚至已越出文学层面指向了整个文化环境。这场讨论中所集中针砭的“时代精神发展状况持续恶化”“价值体系严重倾斜、混乱以至崩坍”等病症，其实是从一个侧面说明着“散文热”的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