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者散文”潮流中，张中行和余秋雨都曾产生过广泛影响。
张中行（1909—2006），河北香河人，1936年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教中学、大学，当过编辑。早年的著述偏于语文方面，出版有《文言文选读》《文言津逮》《文言和白话》《作文杂谈》等。80年代开始散文创作，1986年出版《负暄琐话》，其后一发不可收拾，分别于1990年、1994年出版《负暄续话》《负暄三话》，其庄重、典雅的叙述，质朴而不失俊俏的文风与纯正、厚实的传统文化的功底，一时倾倒了众多具有一定学养的读者。
《负暄琐话·尾声》中透露，作者写作“琐话”的念头早在多年前就有萌动：“我还是十几年前，70年代初期，长年闷坐斗室的时候，正事不能做，无事又实在寂寞，于是想用旧笔剩墨，写写昔年的见闻……可是说起拿笔，在那个年月，杯弓蛇影，终归是多写不如少写，少写不如不写，于是就只是想了想便作罢。”直到“**”结束，“风狂雨暴变为风调雨顺”，作者才开始动笔。还是在这篇《负暄琐话·尾声》中，张中行提出，艺术创作有“造境”，有“选境”。所谓“选境”，指的是“现实中的某些点，甚至某些段，也可以近于艺术的境”，将这些“点”与“段”再现出来，就是“选境”。多年以后，张中行在写作《流年碎影·婚事》时坦承：“人生的不易，不如意事常十八九，老了，馀年无几，幸而尚有一点点忆昔时的力量，还是以想想那十一二为是。”这也就意味着，“三话”所呈示的那些“现代硕儒”们的嘉言懿行，都是经过了作者的精心选择，并不代表这些人物一生功过是非的全貌。对于其笔下的这些文化人的怪言奇行，张中行也并不完全认同。例如，对于林公铎的“上课喜欢东拉西扯，骂人”与胡适的“公报私仇”（《胡博士》《红楼点滴二》），钱玄同的“不判考卷”（《红楼点滴三》），作者就采取了一种微讽、调侃的态度；而对于熊十力的治学态度，作者固然钦佩，但对他的学问、学说，作者却抱着极大的怀疑：“我是比熊先生的外道更加外道的人，总是相信西‘儒’罗素的想法，现时代搞哲学，应该以科学为基础，用科学方法。我有时想，二十世纪以来，‘相对论’通行了，有些人在用大镜子观察河外星空，有些人在用小镜子寻找基本粒子，还有些人在用什么方法钻研生命，如果我们还是纠缠体用的关系，心性的底里，这还有什么意义吗？”（《熊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