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也牧（1918—1970），原名吴承淦，浙江吴兴人。20世纪4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我们夫妇之间》是萧也牧写于1949年秋的一篇短篇小说，发表于1950年1月出版的《人民文学》上。小说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作者本人也受到严厉的批判，此后从文坛上消失，“**”中被残酷迫害致死。
小说主要写一对被誉为“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典型”的夫妇，进城后两人关系如何出现了裂缝以及这裂缝最后获得修复的经过。当生活在山沟里时，“我们夫妇之间”虽然“出身、经历……差别是那样的大；虽然我们的工作性质是那样的不同……却觉得很融洽、很愉快”！但进入北京城后，却不停地闹起矛盾和对抗，以至于“我曾怀疑到：我们夫妇生活是否能继续下去”。原因是“我”与“妻”面对城市生活的不同的态度。知识分子出身的“我”面对城市生活表现出亲近和“很大的喜悦”，而老根据地劳动英雄出身的“我的妻”则对城市表现了近乎本能的抵触、厌恶。小说用很大的篇幅来写“我的妻”进城后的性格和心态：“那么多的人！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男人头上也抹油——女人更看不得！那么冷的天也露着小腿。怕人不知道她有皮衣，就让毛儿朝外翻着！嘴唇血红红，头发像个草鸡窝！那样子她还觉得美得不行！坐在电车里还掏出小镜子来照半天！整天挤挤攘攘，来来去去，成天干什么呵！总之一句话，看不惯！”而“我”则看不惯“我的妻”从生活方式到言谈举止的许多农民的生活习性，比如满口粗话，不顾场合大声嚷嚷，甚至连穿衣、走路的姿势也“土气十足”。
作品实际上涉及当时相当敏感的两个层面的问题，即执政党干部在接管城市后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农民意识与城市文明之间的冲突；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关系及知识分子自身思想改造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我的妻”（张同志）和“我”（李克）分别代表着这互相冲突的两种文化力量。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作品并没有以流行的阶级论来简单地处理“我”与妻子之间的冲突，“我”与妻子最后矛盾的和解不仅因为“我”被妻的政治热情、革命干劲、心地善良所感动而进行了自我反省（这几乎是当时有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作品的一种叙事惯性），同时也是因为“我的妻”在城市文明的熏陶下也在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性，“服装上也变得整洁起来了”，粗话没有了，“见了生人也显得很有礼貌，最使我奇怪的是：她在小市上也买了一双旧皮鞋，逢到集会、游行的时候就穿上了”。小说最后写到和好如初的“我”和妻子站在屋顶的阳台上的情景：“一朵白云，在那又高又蓝的天边上飞过……夕阳照到她的脸上，映出一片红霞。微风拂着她那蓬松的额发，她闭着眼睛……我忽然发现她怎么变得那样美丽了呵！我不自觉地俯下脸去，吻着她的脸……”不难看出这段文字充满了当时忌讳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我”事实上只是在政治上认同妻子，在生活品位上依然保持了自己的趣味，并且还正在用这种趣味同化妻子。这无疑与主流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和工农的定位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