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1902—1985）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理论批评家和编辑活动家。曾担任“左联”宣传部长和书记，与鲁迅、冯雪峰等联系密切。抗战时期，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委、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创办并主编《七月》《希望》等杂志，是著名的“七月派”核心人物，在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大影响。
对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集中体现了1949年以后左翼文学内部在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文学规范的设置、文学体制的建立，特别是在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认识等问题上的重大分歧与严重冲突。[15]不过，这种分歧与冲突以大规模的甚至是极其严酷的批判运动的形式爆发，却又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原因。
胡风在文学思想方面与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和作为毛泽东文学思想的权威阐释者与忠实执行者周扬间的严重冲突，实际上在20世纪30年代便已开始。此后，这种冲突又经历了好几个回合。
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了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他要求把“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6]。1940年，他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17]这样，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下，周扬、艾思奇和何其芳等延安文化界人士随即纷纷撰文展开了对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所谓“讨论”，不过是谈学习毛泽东报告和文章的体会，而且，大多局限于如何运用“民间形式”问题。相应地，“国统区”也展开了对此问题的讨论。而其时身在重庆的胡风却在《论民族形式问题》的著作中强调五四文学传统和世界文学经验，反对把“民族形式”狭义地理解为“民间形式”，反对“文化上文艺上的农民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死尸”。这与毛泽东所倡导的“民族形式”显然有着明显的不同，而且，还近乎是一种明确的理论挑战，便很自然地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列为重庆文化工作中必须“纠正”的严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