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经济（快速增长）和政治（内地“**”结束、改革开放）因素的影响，香港文学在20世纪70年代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富裕程度的提高以及消费能力的增强，香港在这一时期已成为一个“消费社会”，文化（包括文学）也成为消费产品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随着内地“**”的结束，“左”与“右”意识形态紧张对峙的局面有所缓和，不同作家群体间的文学观念互有渗透，对不同于自己的文学形态也更具包容性。此外，台湾作家留港和新一批内地作家南来，也为香港文学注入了新的内容。因此，从总体上讲，这一时期的香港文学具有这样几个特点：（1）对文学“消费性”的要求使得通俗文学（主要在“言情”领域）带有“简洁明了”“轻、薄、短、小”的特点；（2）作者队伍的成分多样（有台湾作家、本土作家和南来作家）和文学观念的不同追求（有心仪现实主义的也有服膺现代主义的）使小说、诗歌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3）学院中的作者群所创作的“学者散文”自成一格，悄然崛起。
在武侠小说领域，金庸、梁羽生的作品依然是70年代的“主流”，70年代后期出现并在80年代产生影响的温瑞安，此时尚未显山露水。在言情小说领域，亦舒、林燕妮、岑凯伦、严沁、李碧华等作家均在此时登上文坛，虽然他们的作品结集或产生重大影响许多是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但他们的言情小说在70年代已成为香港通俗文学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这些女作家的言情小说以“爱”为核心，对都市化社会中的“情”进行了各具形态的展示。“亦舒是香港第一个将爱情小说定位于城市的作家。……亦舒小说探讨的，就是城市人在内化了（internalize）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后，所剩无几的‘爱的能力’。”[3]在她的《喜宝》《我的前半生》《玫瑰的故事》等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都市中的现代女性对“爱”和“情”的坚守和追求。林燕妮的许多小说都是写大都市中富家女子的烦恼，金钱的富足代替不了精神和情感的充实，而阴阳两界的穿梭、人鬼之间的爱恋以及在极端的行为乃至死亡中获得爱情的实现和永恒，则是林燕妮言情小说的另一特色。岑凯伦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新的“爱情观念”的张扬——爱情在人生中的位置、贞操观念、门第观念、对爱本身的理解等，在岑凯伦的小说中都有了全新的阐释：爱情既不是人生中的唯一，同时又是一个可以战胜旧的贞操、门第观念的、自足的世界。严沁的小说注重表现普通人的日常爱情生活，在平凡的生活中编织出不平凡的爱情故事是严沁的追求。李碧华的小说则常常借助悠远的历史来表现凄婉的爱情故事，古今交织、典籍与当下互文，是李碧华言情小说的一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