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作为现代中国寻求自我表达的某种努力，现代新诗在吸取外来营养的基础上，形成了与“现代”相一致的诸种文化特点，其中，个体化书写与现代审美构建，成为现代新诗的两个标志性特征，也成为评价现代诗人极为重要的两个参照。
郭沫若的《女神》，无疑是中国新诗史上一座里程碑。近三十年后的1949年，同样是郭沫若，写出了《新华颂》。这首诗象征性地成为另一个时代来临的第一声号角——这个时代的诸多特征其实在延安时代的诗歌中便已见端倪。不过，与五四时期的狂飙突进不一样，在1949年以后的诗歌格局中，郭沫若再也没有以其创作来建立独特的诗歌新风格。相反，在《新华颂》之后，大量与之相似的颂歌创作风起云涌，郭沫若反倒被淹没其中，成为无差别的众多颂歌诗人中的一员。
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女神》象征的是一个个人化诗歌时代，而《新华颂》却要适应一个即将来临的消弭个性与自我的颂歌时代。这个时代在文化构成上不再以“个人”为本位，在美学追求上则奉“大众化”为圭臬，在价值立场上，更是以单一严格的政治化为唯一合法的选择。这样，诗歌作为个体经验与美学体验的独特性便告沦丧。新型的诗歌与其他文学样式一样，一反五四时期所谓“多数诗人都偏向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的主观的抒情”[1]，而与时代、国家、“人民”等政治相关物结合。因而，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大量诗人的颂歌创作除了由内心真实的情感驱动之外，还具有这样的一个独特含义：通过新的写作，来表明自己认同、接受并愿意融入这一新时代。
不过，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出于对“大时代”的敏感与自身“被解放”的感恩心态，诗人之于颂歌创作，其自愿与真挚的成分无疑仍较明显。这一时期的颂歌，除了上面提及的《新华颂》外，较著名的还有胡风的《时间开始了》、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田间的《天安门》、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强音》、王莘的《歌唱祖国》、艾青的《国旗》、朱子奇的《我漫步在天安门广场上》和柯仲平的《我们的快马》等。在这些诗歌中，新中国、新时代、共产党以及作为新中国象征的毛泽东，成为最常见的歌颂对象；诗人的情感如烈火燃烧，心潮澎湃。“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是经过了如此长期的苦痛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就不能不像暴风雨一样打击着敌人/像雷一样发出震动着世界的声音……”（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祖国，我因你的名字/满身光彩/因为，我是属于这样一个/不可战胜的民族/假如我感到自己/有什么可以骄傲/那是因为我生在/新中国的时代……”（石方禹《和平的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