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众多的老诗人来说，1949年无疑是一个令他们喜忧参半的年份：一方面，进入了一个期盼已久的新时代，他们由衷地感到兴奋与激动，新时代特有的那种政治狂热与弥漫整个社会的政治**，也同样感染了他们，因而应和时代的这种新鲜气息，许多老诗人宁愿暂时放下诗歌的审美原则，纷纷奉献了不少颇具时代色彩的“急就章”；另一方面，这个新时代所要求的新的思想、新的立场、新的创作面貌、新的创作观念，对他们来说，又无疑是一场挑战，他们明白必须告别过去、撕碎旧我，才能适应新的现实，获得继续生存的权利（或曰“新生”）。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49年会成为众多诗人创作生涯的一个分水岭。
不过，对郭沫若、臧克家这样的老诗人来说，转变似乎并不那么困难。郭沫若在20世纪40年代虽然身在“国统区”，但其实早就已完全接受了延安文学的诸种观念，而且对延安文学也毫不陌生；而臧克家在40年代的激进也是众所周知的，因而对1949年后的政治气氛，并不存在适应的难题。
郭沫若（1892—1978），是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人之一，同时也是著名的剧作家、历史学家。1949年后，他的精力主要用在了政治、社会事务上，此外在戏剧创作上也投入不少，诗歌在他的全部创作中反倒并不特别引人注目。不过，作为一个“现象”，郭沫若最引起争议的也许恰恰是他的诗歌创作。五四时代的郭沫若，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横空出世、才情炫目的诗人，《女神》所表现出的那种破坏与创造的**，在整个现代诗歌史上恐怕无出其右者，尽管其后他的诗歌创作逐渐弱化，但对一个似乎完全是灵感型、冲动型的诗人来说，只要一遭遇内部或外部的某种巨大变革，谁又敢保证他不会迎来创作生命中的第二个“女神”时代呢？按理说，1949年似乎可以提供这样一个契机，但可惜的是，这不再是一个允许张扬个性的时代，而郭沫若诗歌创作的锋芒与锐气也似乎早就在长期的政治追逐中耗尽，早年那种诗性的灵动飞扬为政治上的不断表态所取代，可以说，这一时期郭沫若的诗歌，尽管数量不少，但绝大多数都是应制趋时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