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20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
第一节 理论思潮的阵歇性波动
现有的文学史在论及20世纪80年代文化理论思潮时，常常用到“思想解放”一词，应该说这是有相当合理性的。中国思想文化界自1978年发生重大变革起，就不断经历着冲破各种阻碍不断争取更大程度解放的路程，直到今天这还是一个未竟的事业。然而，这种概括毕竟是对思想解放之初历史命名的延续，当进入21世纪之后再来反观，不得不说用“思想解放”来概括整个80年代中国的文化理论思潮是有局限性的。只有既充分重视“思想解放”这一向度，同时又不拘泥于它，才有可能对80年代的理论思潮做出更为准确的把握。
无疑，80年代的中国文化既是高度政治性的，又是多元形态的。我们大致可以1985年为界把它划成两个阶段。1985年之前，以高度政治化的“思想解放”为主；而1985年之后，则逐渐走向泛文化性的文化热。其大致情况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新时期”文化思潮的变革，首先是从“拨乱反正”开始的。1977年开始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发表，思想解放运动得以启动。1978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废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明确工作的重点将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纠正冤假错案的活动全面展开，不仅“**”期间发生的大量冤案和“四五天安门事件”得到了纠正和平反，而且50年代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等案件，都先后得到了平反，1957年罹难的大批“右派”分子也基本得到了解放，曾被视为“毒草”的“右派”作品，也被视为“鲜花”同其他大批中外文学作品一样得以重新出版。[1]1978年5月，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在京召开，中断活动达十年之久的全国文联及其所属各协会重新恢复工作。文学期刊纷纷复刊和创刊，为思想解放和繁荣文学创作提供了阵地。[2]周扬的《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在肯定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同时，也强调了以“双百”方针指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性，并提出“所谓‘双百’方针，实际就是两个‘自由’，即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和科学上不同学派的自由讨论”。[3]1979年10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文艺民主”的欲求成为大会的主旋律。邓小平在会议上所作的祝辞明确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4]随后中共中央进一步确定了“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针”。1981年8月，胡乔木在中宣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所作的报告《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也指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关于把文艺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第一标准的提法，关于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完全归结为人的阶级性”等提法，“是不确切的，并且对于建国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