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领域，风云变幻、新潮迭起。无疑我们很难全面梳理所有曾引起文坛关注的大大小小的创作热点。把它们归为三大类进行分析，可能更有助于对80年代文学创作总体走向的把握。它们分别是：现实主义的回归与流变；现代主义的萌发与兴盛；想象的文化寻根与失落。
现实主义作为诸多创作方法之一被介绍进中国以后，逐渐从一种普泛性的真实反映人生的创作理念，演变成为带有极端排他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规范，并最终经由“革命浪漫主义”陪衬，在“**”中彻底走向它的反面。“**”结束后，文学创作上的现实主义所发生的第一种流向，是批判“**”文学的虚假理念，向“十七年文学”、向五四“为人生”的文学、向批判现实主义回归。
向“十七年文学”的回归，主要表现为对“十七年文学”政治上的恢复名誉以及解放以往被批判的作家和作品等方面；而创作上现实主义的突进，从一开始就突破了“十七年文学”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束缚，定位于对现实的批判和反思，即人们常说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这样的创作实践自然会引起观念的激烈争论与变革。除了对文艺从属于政治观念的否定和“文学是人学”原则的重新确定外，另一重要文学观念的突破，就是破除“本质论”，确立“真实性的原则”。这种突破所带来的不只是文学的社会批判和反思的合法性，一旦真实向生活全面敞开，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笔触也就自然会向多方面延伸。对普通人的关注，就是变化了的文学对“十七年文学”的改造性继承和拓展，也更与文学是人学的追求相一致。当然，严格地说，文学的“伤痕”暴露和思想反思，一开始就与普通人的悲欢离合有相当关系：如谢惠敏（《班主任》）是中学生，王晓华（《伤痕》）是一个普通的知青。但是80年代前期的文坛，还出现了一批不以“伤痕”、反思为主，而去展现普通人的“真、善、美”品格，赞美他们在逆境或困难的生活环境中，憧憬美好未来的作品，如王安忆的《雨，沙沙沙》、莫伸的《窗口》、王蒙的《温暖》、冯骥才的《雕花烟斗》、刘心武的《我爱每一片绿叶》、陈建功的《丹凤眼》、张抗抗的《北极光》、谌容的《人到中年》、孔捷生的《普通女工》等。普通人生的定位自然是对“高大全”人物的背离，与社会告别阶级斗争的激烈动**走向世俗平稳相一致；同时，他们将高尚的情操、美好的心灵，柔韧而内敛地寄寓于普通人物的身上，[13]又是对传统的文学理想主义追求的执著和对现实中泛滥的各种不正之风和丑恶现象的反叛；然而却也是“不约而同地把社会问题转换成人情世故而予以情感化”的想象性解决，未尝不是从文学对现实批判立场的后撤。[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