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一词，最早源于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5]。这篇文章发表3个月后，才有文章给这类诗歌命名：“为了避免‘粗暴’的嫌疑，我对上述一类的诗不用别的形容词，只用‘朦胧’二字；这种诗体，也就姑且名之为‘朦胧体’吧。”[6]显然，两篇文章在措辞上是相左的，但后来它们竟连辍成一个固定搭配——“朦胧诗”的崛起，这也反映了初期“朦胧诗”毁誉参半的微妙处境。
“朦胧诗”崛起的时间，一般被界定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和在上面所提到的诗人创作时间基本一致。“朦胧诗”作为一个自发的思潮与流派，是群体性的大面积凸显。除了知名度较高的北岛、顾城与舒婷三人外，还有芒克、多多、江河、杨炼、严力、梁小斌、岳重、伊群、方含等众多诗人。特别是芒克与多多，他们都曾写过不少优秀之作，可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后来多多说：“我所经历的一个时代的精英已被埋入历史，倒是一些孱弱者在今日飞上天空。”[7]这番话或许有几分偏激，但却道出了历史的另一面实情：能突破历史岩层的总是很少的一部分人。更多的人，甚至包括开风气之先的“先驱”，却有可能或永远或在某段时间内被淹没。
“朦胧诗”并不是突然崛起的，它有着长期酝酿、积淀的过程。其文化渊源与精神资源至少应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黄翔、食指与“白洋淀诗歌群落”。
最初，围绕着“朦胧诗”进行过一些论争。许多报刊都开辟了论争专栏，如《福建文学》对舒婷作品的讨论，就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见。1980年9月在《诗刊》社召开的诗歌理论座谈会上，就新诗应遵循什么道路发展及对朦胧诗人的是非功过展开了激烈的论争。[8]
有关“朦胧诗”的论争焦点，是“懂”与“不懂”的问题。反对一方认为，诗歌首先应该让人读懂；其次，诗歌应该表现正确的思想。宣扬“空虚”“颓废”情绪的“朦胧诗”，距离“富有战斗性的现实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社会主义文学标准相去甚远。[9]支持“朦胧诗”的一方则认为，“读得不很懂的诗，未必就是坏诗”，[10]一时读不懂，可能是惰性的审美习惯在作怪。有评论家更是直言不讳：“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11]在当时，能从美学嬗变的角度来看待与阐释“朦胧诗”，无疑是具有长远历史眼光的。“朦胧诗”的确与1949年后所流行的诗歌标准有明显的差异：与五六十年代诗歌铿锵、昂扬的调子相比，“朦胧诗”不但情调低沉，态度暧昧，而且语言晦涩。这除了当时的社会现状，迫使诗人们必须把话说得朦胧、含混以外，更主要原因还在于西方人本主义与现代主义思潮对这些诗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