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五四文学发端于人性解放的主题，“**”后文学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人”的回归。经过十年“**”乃至更长一段历史时期对“人”的轻视甚至虚化，人们深刻地感受到文学中“人”的失落与异化。“**”后文学最初对“非人”岁月的控诉，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正常人情、人性的呼唤。而一批短篇小说，包括郑义的《枫》、左建明的《阴影》、刘真的《黑旗》、方之的《内奸》，则是较早对“人”的失落与异化进行反思的作品。《枫》用血泪控诉了“**”中的帮派之争如何造成一对年轻人的悲剧，揭示出正是某些堂皇的“阶级立场”和“路线斗争”戕害了美好的人性。《黑旗》通过“说真话得黑旗”的故事，以反讽的手法揭示了那个时代的荒谬。《阴影》描写了刘春堂，一个胸前佩戴满军功章的“革命军人”，曾经为了抢救孤儿而被砸伤腿变成了跛子，二十几年后在“新中国”的土地上，却又为了生产队的孩子们沿街乞讨。在两种情境的鲜明对比中，作者表露出了一种真诚的困惑和不满。当然，由于作家主体认知的局限，这种困惑与不满仅仅停留在较浅的层面。
方之（1930—1979），原名韩建国，湖南湘潭人，从小生活在南京，1957年因发起成立“探求者”文学社团而被打成“右派”，“**”中下放江苏洪泽县劳动。方之的《内奸》所表达的精神内涵是丰富而又复杂的。一方面，作者对人性的异化现象进行了一定的批判，着墨不多的田有信就是一个人性被异化的典型，他因为曾在战争年月为党出过力而步步高升至副县长，到头来却只剩下一身的“官味”。他圆滑善变，一切只为了自己着想，表面干净，灵魂肮脏。这样的共产党干部形象不只在那个年代，就是在今天也具有某种典型性；另一方面，作者把描写的重心放在田玉堂这样一个经历颇为复杂、性格具有多面性的小商人身上。尽管从普通人的视角来看，田玉堂有着商人的狡黠，但在战争年代，出于一个老百姓最朴素的良心和对共产党的好感，他曾冒死为共产党做过一些事，算是个“开明人士”。但在“**”中反而被扣上“内奸”的帽子，遭受了种种侮辱。如果把反思小说分为政治本位的反思和人民本位的反思两类，《内奸》则二者兼备，政治本位的过于明显，相当程度上妨碍了作品的深度。这在田玉堂身上体现得很明显，对于悲剧的根源，在作品中只通过田玉堂的一句“我倒要看看，现在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就一笔带过，这显然是一种以政治为本位的过于简单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