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历史题材小说特别是长篇历史小说的出版，形成了一次历史小说的热潮。其中，以中国历次“农民起义”为题材的作品尤为引人注目。姚雪垠《李自成》第一卷的再版和第二、第三卷的出版，一时间成为文坛的热门话题之一。冯骥才和李定兴合著的《义和拳》《神灯》、刘亚洲的《陈胜》、凌力的《星星草》、鲍昌的《庚子风云》、杨书案的《九月菊》、蒋和森的《风萧萧》《黄梅雨》、吴越的《括苍山恩仇记》等长篇小说，也纷纷问世。从而使自秦末陈胜、吴广到19世纪末义和团的中国历次农民大“起义”，都得到了文学上的表现。
严格说来，这批作品的大部分在“**”中甚至“**”前即已开始创作或完成。一方面，由于与中、短篇小说相比，长篇小说需要有一个较长的酝酿和创作周期，“**”同时也延宕了作家的创作和作品的出版，这样，从创作到出版跨越两个甚至更长时期倒不失为正常；而另一方面，在十年“**”的文化高压政策之下，不愿意追随“帮派文艺”的作家，选择历史题材小说特别是有关“农民起义”题材小说的创作，是一种相对保险，同时又能吐却心中不平之气的选择。当然，作为特殊的文学生存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品，它们很大程度上具有抵制和妥协的双重特征。
这批长篇小说，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史诗化”追求。作家们既试图矫正历史典籍对历次农民“起义”的叙述和评价，同时，力图借对一个时期农民“起义”战争的艺术描绘，反映出该时期的历史背景、社会生活、典章制度、民情风俗，写出中国封建社会一个时代的百科全书。当然，这种“史诗化”的创作追求，遵循的是一种统一的话语规则，即以现代革命领袖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农民战争的历史论断，作为其创作的理念基础。在小说中，作家们以较大的篇幅，来演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名言，将历代农民造反处理为一个阶级反抗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并渲染农民的苦难，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农民反抗的合法性；同时通过对农民造反英雄形象的塑造，建立起农民革命的进步性的神话，传达出一种典型的历史进化观与历史乐观主义精神。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所持的“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观点，既是作家们进行历史叙事的逻辑起点，也是其创作的主题目标。在文本中，这种观点不仅体现在解释性、议论性等非叙事话语上，而且融入了隐蔽的戏剧性、修辞性评论之中，甚至表现于作品的结构方式、叙事形态、人物塑造之中。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是其中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