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一般认为，所谓“伤痕文学”是“**”后第一个重要的文学潮流，也是“新时期文学”的发端。但在使用“伤痕文学”这个概念时，人们往往只用来指称揭示了“伤痕”的那一批或长或短的小说。其实，如果“伤痕文学”这一概念能够成立，它是应该包括那一时期所有门类的揭示了“伤痕”的文学作品的。一方面，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众多散文作品参与了对历史“伤痕”的揭示，汇入了“伤痕文学”的潮流，与小说、诗歌、戏剧等其他门类的作品一起，共同揭开了“新时期文学”的序幕；另一方面，就散文自身的发展来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那一批控诉“**”、揭示“伤痕”的作品，也是散文在历史新时期获得新生的标志。
散文对“**”的控诉和对历史“伤痕”的揭示，集中地表现为对“**”中被迫害致死者的悲悼。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大量的“悲悼散文”问世。有的论著这样叙述这时期的散文面貌：“散文这支回春之曲，最初也是由泪水孕育而成的。后人在研究这一段历史转折时期的散文时，可能会惊异于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学现象：挽悼散文大盛于当时的中国。数以百计的长歌短哭文章寄托着对饮恨而逝的志士仁人的哀思与悲怀，短短几年里涌现那么多忆怀祭悼的篇章，在我国文学史上实属罕见。”[1]严格地说，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罕见，在整个人类的文学史上，恐怕都绝无仅有。正因为十年“**”，有难以数计的人含冤而死，在“**”结束后，才有“悲悼散文”的大潮。从所“悲悼”的对象来说，“悲悼散文”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悲悼”在“**”中死于非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另一类则是“悲悼”在“**”中惨死的文艺界人士及科学家。
“悲悼散文”在艺术价值和思想境界上当然也参差不齐。巴金1978年12月1日开始在香港《大公报》上开设“随想录”专栏。不久，即写下了《怀念萧珊》的长文。《怀念萧珊》最初在香港《大公报》1979年2月2日至5日发表，后收入巴金《随想录》第一集。萧珊是巴金的妻子，“**”中被迫害而死。《怀念萧珊》是这样开头的：“今天是萧珊逝世的六周年纪念日。六年前的光景还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一天我从火葬场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过了两三天我渐渐地安静下来了，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想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这样一种习惯：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里那几天，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我痛苦地想，难道给关了几年的‘牛棚’，真的就变成‘牛’了？头上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思想好像冻结了一样。我索性放下笔，什么也不写了。”这似乎印证了“长歌当哭须在痛定之后”的道理。六年之后，巴金终于写出了《怀念萧珊》。文章回忆了萧珊在“**”中遭受的种种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没有捶胸顿足，没有哭天抢地。语调的平静和从容非但不意味着哀痛的淡化或消失。相反，让人感到哀痛已经凝固，已经在心中生根。《怀念萧珊》平铺直叙却不单调乏味，不事雕琢却不干巴枯燥，是同时期“悲悼散文”的代表性作品。“**”后，巴金写了多篇“悲悼散文”。“**”后的“悲悼散文”，虽然往往是悲悼那些“**”中的死难者，但也有一部分是悲悼那些在“**”中饱受摧残、在“**”后几年里终于死去者。这类人，在“**”中身心都受到长久而残酷的打击，虽侥幸熬到了历史的转折，但几年之内生命之火也便熄灭了。对这类死者的悲悼，也同样要涉及对此前的历史灾难的揭示和控诉。在巴金写下的“悲悼散文”中，有对“**”死难者的悲悼，如《怀念萧珊》《怀念老舍》等；也有对虽熬过了“**”但没几年也就离开人世者的哀悼，如《怀念胡风》《怀念从文》等。如果从散文的艺术性上着眼，巴金的“悲悼散文”实际上代表着他“**”后最高的文学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