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教社设有理事会、事务所，年会召集前还会依例设立年会筹备委员会，并设立分社，来保障该社的组织运行。抗战全面爆发后，随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一路内迁，设重庆办事处，1943年按照社会部人民团体组织法，在理事会外，增设监事会，战后复员后，先附设苏州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后回迁无锡，仍附设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按照社章规定，社教社以社员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社员大会闭会期间，由理事会负责处理本社一切事务。社教社社章对理事会职权、理事人数及推选范围、任期以及常务理事等事宜做出详细规定。按照社章第9条规定：“理事之选举由全体社员于常年大会期前，用双记名法通讯选举，密封送交理事会汇齐于常年大会时开票。”1932年4月底，按照开票结果[44]，俞庆棠等12人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祁锡勇等当选为候补理事，第一届理事会正式成立。从当选票数看，当时主流的社会教育界人士票数占据主导地位，黄炎培（25）、梁漱溟（15）、张伯苓（15）与俞庆棠（102）、高阳（94）、李蒸（82）等高票数不可同日而语。此时，梁漱溟在社教社的地位并不凸显。
6月11—12日，社教社举行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理事会议，会场借设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实际出席理事有钮永建、俞庆棠、高阳、赵冕、李蒸、孟宪承、甘豫源、尚仲衣；雷宾南、傅葆琛、陈剑修、刘绍桢分别委托代表，12名理事出席8人。列席者有候补理事陈礼江、彭百川、孙枋和刘云谷4人，黄炎培、马宗荣、祁锡勇、刘湛恩、张伯苓因事未到。作为该届理事会第一次理事会议，该次会议通过多达18条决议案，为清晰起见，特列表如下。
表1-3 社教社第一次理事会议决议案一览（1932）[45]
续表
由表1-3可知，社章第7条规定：“理事会设理事十五人，其中十二人由全体社员公选之。其余三人由当选之理事，就未当选之重要省市或重要社会教育事业之社员中推选之”，这次会议将之落到了实处，理事会加推梁漱溟、庄泽宣、董淮为该社理事，舒新城（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尹全智（河北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馆长）、张一麐（前教育总长）为候补理事。至此，29人（15名理事，14名候补理事）的社教社第一届理事会名单确定。[46]值得注意的是，理事会加推的理事名单中的梁漱溟，并不符合章程规定，其一梁漱溟属于临时理事会时期社员公选出来的候补理事，不属于“未当选之重要省市社员”；其二梁漱溟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在邹平开展乡村建设实验，与同时加推的庄泽宣（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所长，为该所学生开设《民众教育概论》，该所为其时国内社会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基地之一）、董淮（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相比，亦不能算“重要社会教育事业的社员”。理事会将并不符合条件的梁氏加推出来，且给予其三年任期，宁愿候补理事缺额一人，如此凸显梁漱溟的选择背后，意味深远，为梁漱溟成为社教社常务理事做了坚定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