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教社以社员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召开年会是其事业开展的集中表现，也最能体现其“研究社会教育学术，促进社会教育事业”的创设宗旨。自成立以来，共筹备六次年会，成功举办五届。以此为平台，与会者就共同关注的问题及热点进行研讨，制订相应实施方案，打造“全国社教之总枢纽”、政学互动的空间场域。五届年会地点的腾挪，标志着社会教育界联络范围的延展，珠江流域、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连成一体，社教触角深入中原，指向西北、西南。“殊不知全体社员，各处一方，办理社会教育之目的虽然相同，而其方法之巧拙，效率之高低，诚不知相差几许。藉年会之机会，大家聚首一堂，互相攻错。巧者固可**而益知勖勉；拙者更可因受刺激而改进。同时从事社教职务者人数虽多，不有巩固之团结，仍难表现偌大之力量。他若国步艰难，需要社教同志共同商讨，共同努力，更是我们举行年会的第一要义。”[1]社会教育家群体达成一些学术共识的同时，原本的学术分歧并没有彻底消弭。社教社年会这个平台，为社会教育家群体提供了面对面的交流意见机会，就提案进行讨论，各抒己见，争论的背后多暗含不同学术团体之间的博弈。由于理念、利益等种种原因，社会教育家群体潜流涌动，明竞暗争。年会设立中心议案，主题前后相继，在为社会教育发展指出明确指向性的同时，又困于数派专家的“各执一词”而难以达到共同认知，当然，营造热烈的舆论氛围、“引起注意社会教育”的目的如愿以偿。以社教社年会为分析对象，可以清晰展现政学两界的互动以及社会教育界内部的互动与派分，从而把握国民政府时期社会教育发展的基本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