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社会机构分析框架，理事会成员的籍贯、性别、出生时间以及求学经历、学历层次、留学国别等与其在理事会承担的角色等指标，构成了理事会成员的社会结构主体，为清晰起见，笔者特列表呈现，并结合表6-1、6-2、6-3、6-4，给予社会学意义上的解读。
表6-5 理事会成员籍贯、性别、出生时间、求学经历及承担角色一览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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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6-5可见，先后当选理事会成员的41人中仅有俞庆棠一名女性，她一直担任常务理事兼总干事，是社教社的灵魂人物；已知出生时间的32名理事会成员中，1890年以前出生的理事有张一麐、钮永建、张炯、张伯苓、冷御秋、江问渔、黄炎培、雷沛鸿8人，当选24人次（按照四届当选次数计算，下同）；1891—1899年间出生的有俞庆棠、高阳、陈礼江、彭百川、李蒸、孟宪承、陈剑修、梁漱溟、傅葆琛、马宗荣、舒新城、庄泽宣、相菊潭、邰爽秋、王公度、崔载阳、刘湛恩、郑宗海共18人，当选58人次，平均每人当选3.22次；1901—1910年期间出生的有赵冕、甘豫源、董淮、尚仲衣、刘季洪、徐锡龄6人，当选20次，平均每人当选3.33次。如果以社教社1931年成立为时间节点，年龄最大的61岁，最小的28岁，常务理事三人组中，俞庆棠32岁、孟宪承37岁，而赵冕年仅28岁，其他理事年龄大多在30～40岁之间，以35～45岁之间最为集中。年富力强，正处于事业黄金发展期的年龄构成，对社教社奋力开拓的集体性格有直接影响。从籍贯看，涵盖了江苏、浙江、山东、江西、河北、河南、广西、贵州和广东，其中以江苏、浙江籍为最多，这样的籍贯分布状态，一方面反映了该时期社会教育发展有明显地域差异性，另一方面也显示了理事当选与地域因素有显而易见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