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象、天体与历法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以其辉煌的成就对人类文明进化做出杰出的贡献。古代书籍如《周礼·考工记》《易·系辞上》等都把科技工巧提升到圣人所为的高度,予以重视,所以科技成就非常突出,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车、造纸术、印刷术)就推动了整个世界文明的进程。由于我国古代的农业经济社会特征与天人合一的政治文化观念,在诸多科学技术发明中,天文学与数学的成就是最为突出的,是古老科技文化的核心。
在天文台和天文馆内,我们都可以看到一架布满星图的“浑天仪”(或“浑天象仪”),那就是古人用来观察天体现象与观测星空变化成果的记录。对天文学,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从殷周时代的“卜”、“占”、“巫”、“史”到秦汉时代的“太史令”及明清时代的“钦天监正”,都是司职天文的,是朝廷的重要官员。所以从天文与政治的关系来看,天文学的文化意义相对集中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天象观测与计算问题:从田野考古发现看,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相继出土了大量的甲骨辞片,中有相当多的天文资料和星占内容;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有《五星占》(附《五星行度表》)和《天文气象杂占》各一篇,既反映了秦汉时期对行星运动的精确推算,也表现出天文与占卜交融的文化观念。从现有典籍看,《尚书》中《尧典》《夏小正》对天象、气象与农时的记载,《胤征》有公元前2137年的日食记录,以及《诗经》中大量的天文知识,均说明早期天文学的显要成就。而在历代史书的《天文志》《五行志》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客观的天文记录:比如对“太阳黑子”、“彗星”、“新星”的观测与发现,对天球赤道(地球赤道在天球上的投影)、黄道(想象中的太阳周年视运动)的认识,对天球测量提出的“七衡六间”理论,对日月运动与二十八宿运行规律的追踪,以及为了观测天文现象而相继创制了众多仪器如浑天仪、六合仪、三辰仪、四游仪、水运仪象台等;另一方面就是天人感应、取则天象的星占学系统,使科技处于政治与神学的荫庇与笼罩之下。于是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就建立起了星官体系,就是将天上星座划分为“五宫”(中宫天极、东宫苍龙、南宫朱鸟、西宫咸池、北宫玄武),来拟状人世间官制,以“历示凶吉”,贯通天人。同时将天上星宿分域与地上州郡分野相配,亦即“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史记·天官书》)的天人副称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