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兵书与兵制
讲武习艺与儒雅风流,向来被中国人奉为两大生存准则,体现于制度史,就是“文武之道”。所谓的军事制度与军事行为,是创立政权与护卫国家的重要保证,古人说“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是文治与武功的对举,其实从历代兵制、兵略与兵法所体现的思想来看,军事也是整个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古代政治文化,素讲“王道”与“霸道”,王道乐土,寓和平之声,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霸道则含征伐之意,即“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刘向《说苑·指武》)。然而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军事文化与思想,又恰恰是“杂王霸之道”的产物,残酷的战争行为往往与仁义礼治思想糅合在一起,构成特有的用兵思想。如《六韬》论用兵之道,即首在得人心,次在政治攻心,再次在用兵谋略。《尉缭子》议武以为“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吴子兵法》也是并举“内修文德,外治武功”。这些都是历代兵书所倡“圣人”用兵的道理。
图2-7-1 孙武像
在浩瀚的历史文献典籍中,军事文化主要记载于两类著述:一是史书,班固著《汉书》立《艺文志》,其中有《兵书略》,收兵书目录53家790篇,分述兵家“权谋”、“形势”、“阴阳”、 “技巧”四类,继此,历代史书的《兵志》,均收录和记载了历朝的军事文献和思想。二是兵书,清人编《四库全书》“兵家类”收录历代主要兵书20种:《握奇经》(旧题风后撰)、《六韬》(旧题周吕望撰)、《孙子》(孙武撰)、《吴子》(吴起撰)、《司马法》(旧题齐司马穰苴撰)、《尉缭子》(周尉缭撰)、《黄石公三略》(旧题下邳神人撰)、《三略直解》(明刘寅撰)、《黄石公素书》(旧题宋张南英注)、《李卫公问对》(唐李世民问、李靖对)、《太白阴经》(唐李筌撰)、《武经总要》(宋曾公亮、丁度等奉敕编)、《虎钤经》(宋许洞撰)、《何博士备论》(宋何去非撰)、《守城录》(宋陈规、汤璹撰)、《武编》(明唐顺之编)、《阵纪》(明何良臣撰)、《江南经略》(明郑若曾撰)、《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明戚继光撰)。此外尚有如明末孙承宗的《车营扣答合编》、清人记述施琅攻占台湾战略战术的《靖海纪事》、魏源的《圣武记》与《道光洋艘征抚记》、丁拱辰的《演炮图说》等,都是记录古代军事思想与战争方略的重要文献。宋元时代武举考试,“七书”为必读必考,分别是上列诸书中的《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黄石公三略》《尉缭子》和《李卫公问对》。而从这些相关文献中,我们又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古代完整的设兵制度、丰富的治兵方略与精彩的用兵法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