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戏曲中爱情题材的作品一直数量较多，如影响颇大的西厢记、卓文君私奔、红拂夜奔、薛仁贵与王宝钏等，在元杂剧、明清传奇中都有很多版本。但在传统戏剧的处理中，此类爱情故事更多是作为一种理想，以遮蔽现实中的无奈，而不是作为播散自主精神的资源。戏剧创作者更关注爱情故事的传奇性，比如卓文君的私奔、红拂的夜奔、崔莺莺的幽会，每每以之作为赏玩的事件，并加入警世的语句与叹惋的语气，以哀伤之笔渲染爱情的凄美，以落泪的伤情营构苦涩的诗境。剧作往往曲终奏雅，给出团圆的结局，却全以男子得势的角度来完满离奇的爱情故事，比如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爱情的合法化得益于司马相如的辞赋，得到汉武帝的赏识，从而一朝显贵，得以重归家门；红拂夜奔的合法化得益于李靖作为开国将军的伟业；西厢记中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归宿，则得益于张生进京赶考中了状元。女子在传统爱情剧中，无论开初如何的勇猛、如何的激奋而执著地反叛陈规，拥抱爱情，但仅止于佳人慧眼识才子，对于推进爱情的走向女子几乎毫无作为。且女子率性而为的反抗在私订终身后，无一例外地演化为贤惠、温良的退守。西施、卓文君、莺莺这些古代的奇女子，无不如此。这种状况正符合郭沫若在《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中总结的：“女人的一生都是男子的附属品，女人的一生是永远不许有独立的时候的。”[1]可以说，在传统爱情故事的叙写中，虽然情节丰盈，但主旨上却差别不大，基本没有脱离封建意识中的女子最终依附男子的格局。
自五四以降，婚姻爱情即已成为启蒙的突破口，一时间各类知识者都以此为题材写女性的出走、叛家，以勇力和决绝对抗家族的包办婚姻，写自由恋爱的快乐和**，并以此表征新与旧的对立，现代对封建旧传统的否弃。在西方现代意识的影响下，一些现代话剧家开始重新解读传统爱情题材，探究追求爱情与个性自由、婚姻自主与反抗封建的因子，以此作为启蒙的工具，更新民众的爱情婚姻的观念，建构民众的主体意识。这表现于爱情主人公的变化，改编剧中女性人物开始成为爱情事件中的主体，凸显女性在爱情中的主动、积极、自主，女性在爱情中的掌控力和影响力也就成了当时的重点。如郭沫若、恽涵的《卓文君》、陈学昭的《文君之出》、顾一樵的《西施》、王修明的《杨贵妃》等，都将爱情事件的女主角作为题目，并在传统故事的基础上给予女性更多的笔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