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大概是世界上最重视历史的一个民族，历朝历代流传下来的史书不仅浩如烟海、生动丰富，而且还有更为细致逼真、形式多样的话本、戏剧、传说、故事、演义、小说、诗歌等文艺形式，普通百姓通过它们去探听历史、关注历史并议论历史，满足了自己的“历史癖”。另一方面，中国大概又是历史上王朝更替最为频繁、革命事件爆发最多的国家之一，而每一次的豪杰并起和江山易主，无不以生灵涂炭，社会大厦的倾覆为代价。个人的不幸、社会的动**、国家的灭亡，再加上“家国同构”的传统思维方式和对社会集体的高度看重，一代代的中国人自然而然地将“国家”“祖国”纳入到了伦理情感的范畴内，“每当国家遭受不幸时，人们就会产生一种极为强烈的沉痛感和道义感”。[1] 这种沉痛感与道义感，我们在先民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诗经·王风·黍离》）的悲叹中就已感触到了。“黍离之悲”其实就是一种亡国之悲，也是一种乱世之痛、兴亡之叹。从《诗经》开始，无数文人士大夫将这种家国之悲反复体味与咏叹，从而酝酿成愈来愈浓烈的历史悲情。而随着历史的脚步别无选择地迈向近代，中华民族固有的历史悲情更加得到空前的强化与升华。长期积贫累弱导致的落后闭塞偏偏遭遇到了西方列强肆无忌惮的侵略与欺凌，于是“天朝大国”的幻梦彻底崩溃，“亡国灭种”的现实危机不仅引起了文人士大夫的普遍焦虑，更唤起了社会大众心底深处的悲情意识。一旦遇到任何“风吹草动”的特殊社会事件，这种悲情意识就可能如火山喷发一样爆发出来。
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在1942年那样一个“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特殊年代，重温战国时期楚国被秦国所灭的“历史悲情”，无疑能最大限度地唤起普通民众的心灵共鸣，从而激发起整个社会的高涨情绪。作为一位善于把握时代脉搏的诗人与作家，郭沫若以极快的速度创作出《屈原》等历史剧，与他在五四时期创作完成《女神》中的大部分诗篇是极为相似的，同样也是“个人的郁积”与“民族的郁积”相互交汇而找到的“喷火口”与“喷火方式”。[2]《屈原》中随处可见“中国”“整个儿的中国”“我们的祖国”等富含现代民族主义色彩的语词。屈原在遭到南后诬陷以后，依然坚定地劝导怀王：“你要替楚国的老百姓设想，多替中国的老百姓设想。老百姓都想过人的生活，老百姓都希望中国结束分裂的局面，形成大一统的山河。”——我们发现在屈原口中，从“楚国的老百姓”到“中国的老百姓”是一个多么自然的转换。正是通过这样的转换，发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秦楚之争与20世纪的现代民族国家概念之间，建立起了互通互喻的对应关系；怀王、南后与屈原之间的政见分歧，也就自然地被比附为抗战时期“卖国”与“爱国”的“路线斗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