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屈原》情节的“不合情理”
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反响，而且对整个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在当时抗敌御侮和国共两党激烈纷争的特殊形势下，郭沫若将戏剧当作社会政治领域的战斗武器，通过《屈原》等作品成功地表达了对国民党独裁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愤怒与不满，唤起民众团结御敌的决心与信心。正如周恩来所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中，我们钻了国民党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战斗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1] 对于郭沫若的这一历史贡献，我们绝对不应忘却。但一部文艺作品在社会政治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与它本身是否艺术精品并非一回事。与此类似的例子在国外也有很多：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曾有一部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广为流传，它对美国黑奴的解放运动起到了直接推进作用，但没有人因为这部作品的社会历史贡献就拔高它的艺术成就，认定它在艺术上多么“完美无缺”，笔者认为对《屈原》也应持类似的态度。
《屈原》在艺术上的最大缺陷，是情节设置的不合情理。作家在剧中将屈原的一生浓缩为一天——“由清早到夜半过后”的时间内，[2] 这对戏剧冲突的集中与强化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许多成功的剧作如曹禺的《雷雨》等都有相似的情节设置。但如果将《雷雨》与《屈原》稍加比较，就会发现两者的不同：《雷雨》虽然也将全剧情节集中于一天（上午到午夜两点），然而这短短的一天却是剧中主要人物三十多年恩怨冲突的总爆发。那一天发生在周公馆里的人间惨剧虽然曲折离奇、惊天动地，却又都“有迹可循”，因而显得合情合理。《屈原》就不同了。作品一开始，出现在舞台上的屈原即使称不上“春风得意”，却也是备受楚怀王宠信、又深得民众敬仰的“三闾大夫”；他还身兼公子子兰的（怀王与南后的儿子）老师，可见怀王与南后对他的信任程度。不仅如此，怀王在“联齐抗秦”的战略方针上也完全认同屈原的主张。在第一幕，作家还通过婵娟和子兰之口反复对屈原说：“国王听信了先生的话，不接受张仪的建议，不愿和齐国绝交。”怀王甚至已经准备在“今天中午”为张仪“饯行”了。——那么我们只能认定，南后设计陷害屈原，绝非是预谋已久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