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显示出的怀疑精神和考稽功夫固然令后辈如顾颉刚产生十足敬意，但是他的写作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最终关心的不是学术而是政治文化。康氏要重建以孔子为宗师的文化道统，改造传统以维新。有了这样的眼光和目的，他的诸子学才从今文学的“宗汉”扩大到重视先秦诸子。康有为重建文化道统的手段是尊孔子为“教主”，这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康氏将欧洲文明的发达归结于基督教，“欲侪孔子于基督”[1]，所以倡议设立孔教。换句话说，康氏的“还原孔子真相”，一则要服务于其维新、启蒙的政治性目标；二则受到西学的影响，终于得出“托古改制”的结论。康有为从“求孔子真相”出发，进于“立孔教”的主张，背后支撑他的是将西方历史文化比附中国的思维模式。他从晚清诸子学的“还原”学术理论开始，进而开辟了援西方思想入中国、以西方视角审视中国的新路径。
现代重写先秦诸子的小说，不仅仅在“还原”孔子真面目的主张上承接了康有为等晚清诸子学家的路数，在“以西方视角审视中国传统”这一点上，也是一样。小说家要还原孔子真实面目，当然指的是“洗去”孔子身上那些由传统的注疏、解释所带来的层层“油彩”。不过，如果说重写型小说洗去了孔子身上的传统“油彩”，那么是否其自身就是通体透明的呢？恐怕也不尽然。在“还原”“求真”的旗帜下，重写者开始抛开传统的观念，但是与此同时，西方理念则悄然潜入重写者的思维，开始发挥作用。
廖沫沙在《凤兮，凤兮！》（1944）中写道，隐士兼狂人桀溺将孔子所持之道视为拘泥于先王之道，由于历史环境已经改变，道自然行不通。桀溺对孔子带着弟子周游列国不以为然，“随你走到哪里，天下乌鸦一般黑，不从远的和大的地方想办法，要来改变世界，这能行吗？”后来孔子也不得不面对这一点，他感慨：“天下无道久矣，我过去的办法行不通，别人也不会宗信。”这种将孔子之“道”视为注定被淘汰的逆时代潮流而动的教条的观点[2]，正为许多接受历史进化论的知识分子所持有。萧公权就将孔子的失败主要归于历史环境的限制。他承认孔子陈义很高，但指出就连孔子弟子中也很少能够力行的人。孔子是君子儒，不是小人儒，可是，“孔子所欲改善保持之封建天下，卒迅速崩溃以去，则君子儒不能与游说功利之士争胜，亦势所必至也”。[3]